张居正并没有廷议，这件事，其实朝廷能给的就是政策上的支持，至于其他，也帮不了什么。
张居正拿出了一份奏疏郑重其事的说道：“应天巡抚宋阳山、南京兵备太监张进、松江巡抚汪道昆、松江总兵俞大猷、松江提督内臣张诚等联名上奏：请二事，第一事儿，请命清丈，除苏、松、常、嘉、湖等中心地区之外，连较为边远的滁州、和州、池州等地，也开始改行条鞭。”
七万顷田是南衙五最富硕之地的侵占，而整个南衙，包括滁州、和州、池州现在也纳入了改行鞭法的序列之中。
王国光听闻后，立刻说道：“而这次改行鞭法，要做的是：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
“自桂萼倡一鞭法，我们始终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政令说是丈量权豪隐匿的田，可实际丈量的呢？都是老百姓的田，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
“如果这样做的话，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天下困于兼并，而我们朝廷的政令，越是清丈，越是激化兼并，那就是不施仁义、失道天下。”
“而如果不丈田，这些个权豪，会更厉害，更加无法无天，生杀予夺，天下亦乱。”
“难，两难，乱，丧乱。”
这就是大明的国事，处处都是两难，想找到两难自解的办法，更是难上加难，是做也错，不做更错，只能想方设法的往前走。
王国光进一步的说道：“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困顿于一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清丈错，不清丈也错，一旦吏治有所松懈，清丈、清理侵占，都是无用功，看似下的功夫都是白费的。”
“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种悲观，那就是：就这样吧，算了吧，差不多算了，做不做都没什么，为何要做呢？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维持现状，就可以了。”
“别人可以这样，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但是财税不行，国帑内帑空空如也，动一动身子都要银子，连上元节的鳌山烟火都停办了，哪儿哪儿都问我要银子，所以我想了个办法。”
“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化繁为简，只收田赋，田在谁手里，就问谁征赋税。”
正统元年起，大明就在江南实行的征一法，就是将部分正赋折银起运押送京师，每年大约有一百两白银的现银入京；浙江、两广有部分实行均平银法、福建出现了纲银法、大明东南的云贵川黔有十段锦册法。
最终发展为了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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