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和完善，世家虽然仍然有着莫大的影响力，但已经今非昔比，直到唐中晚期，黄巢彻底把世家扫进了垃圾堆里。”
“可唐朝末年，五代十国，军兵强横，闹出了多大的乱子来？不必细说，以至于到了两宋，矫枉过正，在两宋朝廷眼里，武将、武人的威胁，比胡人的威胁还要大，最终闹得天下亡于胡虏之手。”
“该不该兴文匽武，该。”
林辅成十分简单的梳理了下，为何大一统和兴文匽武会联系在一起，大一统是人们追求稳定美好生活的共识，军兵作为不稳定因素，兴文匽武，成了必然，这是历史教训，魏晋南北朝足够的荒唐，一点都不美好，五代十国，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军粮。
“林大师，高见啊！”马经纶十分诚恳的说道。
林辅成继续说道：“其实北宋灭亡，宋钦宗和宋徽宗北狩之后，在山河破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以岳飞为代表的底层出身的武将，开始寻找军兵在江山社稷中的意义，而且岳飞找到了，在目标上，是收拾旧山河，在军纪上，提出：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
“本来，关于军兵社会地位、权利、责任、义务的思辨和演化，应该在南宋初年的绍兴年间完成，岳飞做得很好，神武后军军纪严明，能征善战，如果绍兴十年，没有那十二道金牌，大宋军重新夺回京城，以严格的军纪来约束军兵，保家卫国的义务深入人心，演化就可以成功了。”
“但是这一切，因为宋高宗在惯性之下，对军兵天然不信任，一切的一切，在绍兴十一年，宋高宗下旨将岳飞处死的时候，戛然而止了。”
马经纶和袁宗道互相看了一眼，林辅成这话，他们听出了些别的味道来。
“军纪不良，四处杀良冒功、打家劫舍、兵过如篦的军兵，当然要兴文匽武，可是军纪严明，甚至连被人打了，都不肯还手，只因为对方是民，比如秦忠科；别说打家劫舍，甚至愿意以血肉之躯，抗天地之力，比如出巡抗汛的浙江九营，这样的军兵，就不该兴文匽武。”
林辅成非常肯定的说道：“既然履行了义务，就该享受应得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