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有一定的舆情审查制度。
比如编排皇帝、太后、宗室有关的下三路谣言，会被缇骑找上门；比如美化倭寇、污蔑平定倭乱的大明军会被斩首示众；比如诬告一定会被反坐，在大明写小作文也就是妖书，只要被抓到，轻则三五十杖重则流放斩首；
这都是为了维护最基本的公序良俗才做的，大明的舆情审查，完全没有到清风乱翻书的地步。
毕竟大明是一个可以上奏直接说‘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大明，万历年间又蹦出个林辅成大声喊‘万历万历，万家皆戾’，也没被朱翊钧砍了，而是送到了南洋调查种植园经济了。
文字狱最可怕的就是统治阶级的自我阉割和对下阉割。
对下阉割是显而易见的，冷籍、书坊的大量倒闭、只能抄书去读书识字、读书人用尽了所有的力气避免谈及到政治。
在鞑清，做个读书人，如果你识文断字，那么你随手写的任何文章，都有可能被人蓄意曲解的可能；即使你大字不识一箩筐，祖上有人读书，也保不齐有一两本祖上传下来的旧书，会成为家破人亡的祸端。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家里的书全都烧掉，然后做个文盲，这样一来，就不会惹祸了。
戴昆写了一句‘长明宁易得，短发反长恨’，死了还被刨了出来，全家都被斩首示众；
石卓槐写了句‘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就被扣上了反清复明的罪名，被凌迟处死，家人连坐；
徐述夔写了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全家遭难，就连已故多年的好友沈德潜，也没有逃过一劫，被人从土里刨出来，家人被流放。
文字狱经过康雍乾三朝，在乾隆四十年后达到了顶峰。
官厂上人人猎‘文字’为官，穷经皓首、牵强附会，把一切能和反清复明联系起来的文字，全部联系起来，上奏皇帝，举报‘将明之才’来升转，最终导致了整个官场，人人说话都得万分小心，多磕头少说话就是至理名言，一旦被人抓着辫子，人就死了。
今天还是至交亲朋，明天就成了他人升转的垫脚石。
这种告密之风迅速蔓延，最终完成了鞑清朝统治阶级的自我阉割。
所以，只能说安希范和赵南星这些贱儒，生在了好时候，也就是他们活在大明，才能对着皇帝、朝廷指手画脚，颠倒是非黑白，最后也就是流放金池总督府和崇古堡罢了，而不是满门抄斩。
普及教育就像是种树一样，种一棵树最好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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