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也没有广阔的纵深，这些倭寇和亡命徒，没什么不同。
倭患的根本原因，还是关于海贸、关税这两件大事，是朝廷和地方争夺海贸和关税。
如果看清楚了这个根本矛盾，就能理解这些南衙、浙江的势要豪右、乡贤缙绅到底扮演的什么角色了。
“当初搞出了倭患，如果就此罢手，也就算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但万历开海，除了环球航行，朝廷从未组建过官船官贸，如此不知好歹，已经容不下他们了。”戚继光说明了自己这么干的原因。
当初的事儿已经平定，再说无益，可是万历开海、国朝大事，陛下的官船官贸，只有环球航行，其余的都留给了这些江南士绅，这是陛下的妥协和柔仁，给他们的让利。
结果这些士绅还要私下串联，搞出了一份投献之家的清单来！
新仇旧恨一起算！
至于身后名，戚继光一点都不怕，他是个武将，不干点出格的事儿，才不正常。
“朕亲自去。”朱翊钧十分肯定的说道：“七日后就出发！”
朱翊钧没有认可戚继光的想法，这个罪名戚继光当然担得起，他愿意承担这个罪名，但朱翊钧不让戚继光承担。
朱翊钧是皇帝，没人可以怪罪他，但戚继光是臣子，他活着，即便是不在京师，也没人敢上奏，给他泼脏水，但身后名，朱翊钧一定要保护。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历史证明过的道理。
张居正死后，张家被万历皇帝抄家，饿死十几口人，长子自杀，自那之后，再也没有朝臣愿意为皇帝本人呕心沥血了。
有的是人愿意为大明拼命，但没人愿意为大明皇帝承担任何骂名了。
在李自成攻破宣府，兵逼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多么希望有一个人提出南迁的主张，可是没一个人愿意站出来。
在朱祁镇北狩，瓦剌威逼北京时候，朝中有于谦的殊死抵抗，也有徐有贞这种南迁派，觉得暂避锋芒，哪怕是徐有贞这种南迁派，至少那个时候，他敢提出来，就代表他还愿意承担骂名。
那时候，还有臣子愿意为皇帝的呕心沥血。
但经历了于谦、张居正、戚继光的求荣得辱后，就再没有臣工有这种担当了。
朱翊钧要保住张居正、戚继光，甚至是王崇古的身后名，这样一来，于谦的求荣得辱，就成了个例，是明堡宗朱祁镇这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大明的问题。
“就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