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地面把皇帝请来，有一整套完整的规划，要借助皇帝的威权去推行。
而这套规划，在阶级认同上，更加靠近穷民苦力，而非势要豪右，乡贤缙绅。
这既是官僚们在强人政治下，不得不发生的自我改变，也是官僚们为了保证自己超然地位的举动。
在万历维新这二十年，松江府从小渔村到世界贸易中心，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官僚们敏锐的发现，势要豪右、富商巨贾这两个阶级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简单而言，当大明牢牢占据商品优势地位，依靠先发优势，牢牢占据高利润的产业上游，在海贸中占据肉食者地位，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创造出数不胜数的势要豪右和富商巨贾来。
一旦让官僚们发现，这两个官选官之下的阶级可以被替代，并且这两个阶级可以威胁到官选官阶级的时候，就到了官僚们发挥他们能力的时刻。
薪裁所，一个李乐和王谦商量出来的办法，四快，限期半月考成，力求最快速的调节劳资矛盾，一个针对垄断资本这个庞然大物的工具。
对于劳资矛盾的调节，李乐和王谦，有些分歧。
李乐认为，占据商品优势地位更加重要，而王谦则认为，朝廷履行调节矛盾的职能更加重要，二人虽然有些分歧，但并不代表着路线不同，文教七令、民生十条，是二人共同规划。
李乐和王谦，也没有忽略广大穷民苦力，在劳资矛盾调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万历九年，废除贱奴籍令下达，包括松江府在内的江南，发生了大规模的奴变，温和点的踞坐索契，激烈点的操戈索契，再激烈点的杀人索契，比如削鼻班。
奴变极大的推动了废除贱奴籍制度的推行。
万历十年，上海县崇义坊宏源大染坊发生了工匠占厂索禄，若非上海知县姚光启处置得当，靠着自己脸上的一道伤疤，换取了匠人们的信任，恐怕又是杀的血流成河。
也是那一次，劳资矛盾得到了朝廷的重视。
万历十三年，皇帝南巡至松江府，亲自处置了一起灭门惨案，劳动报酬不肯发放的同时，还苛责羞辱匠人，最终引发了匠人的暴动，最终皇帝出面平息，让劳务契书政策得到了广泛认可。
万历十七年，陛下再次南巡，松江府确实没出事，但浙江还田结束，有还乡匪团，破坏还田政令，而侯于赵巩固还田政令，也是利用最广大的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力量，而非乡贤缙绅。
浙江还田令的成功，彻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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