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在浙江开始大规模推行，嘉靖年间桂萼就提出了一条鞭法，到了万历十五年，才开始逐渐推行。
这些都是妥协，朱常鸿做不到这种妥协，他是那种想到了就想做的人。
他对政治没有足够的包容性，在大明这个成熟的帝国里，他真的夺嫡，就只能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模样，一个整日里只有算计、帐册、妥协、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人，他不希望自己变成那副的模样。
变成那副样子，对於他而言，才是委屈，虽然父亲和大哥，都是那个样子。
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政治中的灵活性，朱常鸿并不否认灵活性的重要，他也读过矛盾说，矛盾说也强调原则和灵活的对立统一。
原则，就是唯一正确，就是国朝在某一个阶段，受限於生产力的约束，在这个阶段，大明上下需要完成了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策略，原则具有坚定、严肃、不可更改的特性。
万历维新绝对正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坚持开海释放变法中的压力；持续不断的推动普及教育、医疗、基础建设，这些都是原则。
而灵活，则是在当下时期、具体事件中，应当善於根据当时、当地的形势，保证具体策略和执行，保持最大的灵活性，简单的一刀切是对万民的不负责任，灵活就代表着变通、可适时调整、甚至暂缓执行等特点。
这就是原则和灵活的对立统一，朱常鸿很聪明，他读书读的很好，他明白这些道理，但是让他变成这个样子，他骨子里的傲气和他的能力，又让他很难变成这样的人。
他缺乏了灵活，而太子很灵活。
「真的不委屈？」朱翊钧也是非常意外，这次太子动手确实有点不地道，但太子本来就是个黑心的，而且太子最擅长的就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引爆矛盾，确保事情的发展，如他所愿。
继续任由赢将军赢下去，他朱常治就把控不住局面了，所以选择了联合六部侍郎和都察院御史们逼迫朱常鸿就藩。
之所以趁着朱常鸿不在动手，是因为朱常鸿一旦回京，很难说这些侍郎、副都御史还有胆子上奏。
万历九年戚继光上《备俺答策》，领兵出战，一举攻破大阪湾收复河套封奉国公後，再没人敢指责戚继光有谋逆之心了。
赢将军的赫赫武功，虽然还比不上彼时的戚继光，但朱常鸿回京後，就藩的讨论，就已经逐渐结束，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圣上的裁决。
朱诩钧没有立刻马上宣布，而是先和朱常鸿沟通，确定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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