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也不禁感叹光阴易逝，相聚苦短。
钱大昕看着暖意之中渐渐落下的秋叶，也对阮谢二人感慨道：“伯元、蕴山，老夫从来不否认，为官之人，若是心存天下苍生，有志于道术流传，则振兴文教之功，当在民间诸生之上。这次编纂《经籍籑诂》，所涉经籍浩繁，古书之中，又多莫衷一是之处。若无学行、政事兼备之人先发提倡，或赀财不足，经费不继，这书都是修不成的。当年我在京城之时，也曾与东原先生，竹君先生谈论字书修订之事，当时我等也都清楚，读书之人，不可不通训诂，亦不可沉溺于训诂，是以编纂一部兼通古籍的字书，最为紧要，可惜我等当时身无长物，又不谙为官之道，寻不得许多有志学术的官场同道，这件事也就搁置了。却不想这书在你们手中成了！这正经明道，嘉惠士林之功，你二位已是远在老夫之上啦！”谢启昆字蕴山，竹君先生则是朱珪的兄长朱筠，朱筠为官之时，曾多提倡刊刻经籍，也多引民间不第士人入幕，共论学问，清中叶民间修书、士人入幕唱和之风，朱筠实为滥觞。
谢启昆也陪笑道：“辛楣兄这就客气啦，这文教流传之事，有精于著述者，有精于刊刻者，二者合力，方能成事。论学问一道，在下这《西魏书》，终是比不上辛楣兄《廿二史考异》了，为官为学，终是难以兼顾，实在惭愧啊。”
钱大昕道：“蕴山却是不知，这修史之事，可比考异难多了，我虽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可这重修《元史》之事，多年以来，终无所成，或许我治史一生，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经籍籑诂》的修纂，伯元是首功之人吧？去年传檄杭嘉湖道，邀三府名士共修此书的文稿，老夫还留着呢。”钱大昕虽身在嘉定，毕竟离浙江不远，这些事情了解起来，也都非常及时。
阮元也只得陪笑道：“先生多所留心，在下自然感激不尽。只是这书首倡之人，乃是谢大人和里堂兄，在下原本虽有此想，终是不算成熟，也是谢大人提点于我，才知治学之事，尚有许多要做。其实谢大人所言不错，为官治学，均是烦难之事，学政之任，又要督学各府，犹为艰难，是以此书能成，乃是所有编纂之人合力所致，我却也是不敢贪功的。”
谢启昆道：“伯元就不要谦虚了，你平日但凡有闲暇，便与那许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每卷书成，你也都是一一检校，勤加修订，方成定稿，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而已，又如何敢居功呢？这书全程编修，老夫均未参与，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编纂之人，就是你阮学使，不，阮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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