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阮元之意在于广择善本，以彰显圣贤之道，那我何必将这校记一并刻上呢？可各位反过来想想，若是我等果然要寻得一部十三经善本，那这校记，本就是不可或缺之物啊？这经籍流变，各位或许尚不清楚，十三经最为高古之正本，不在书籍之上，而是在于西安府唐朝流传下来的《开成石经》。而刻本十三经，眼下可见最为精古者是南宋之人编刻。各位应当知道，南宋文人刻书，可是很难看到西安石经的啊？这十三经刻本与正本，自此南北殊途，却也可惜。直到国朝蒋衡写经，十三经正本之事方才被人重新提及。阮某不才，入仕之时便即得高宗皇帝授职，校勘开成古经，自然也清楚即便是宋人古本，犹有不足，而且阮某虽言此书刊刻，大端在于宋本，可之后的明本呢？确实，明本多有妄改古经之处，可明本也并非一无是处啊？既然如此，难道这宋本十三经，便果真是一字不可更易之善本了吗？不是！相反，为求善本，我等不当囿于古本，不当唯宋是尊，亦不当唯唐、唯明是尊，而是应该兼取众本之所长，遍观众本之所异，如此，方是‘博学而算’，方才合了先贤曾子之本意！是以我这次修书，以宋本为根本，却又兼之以唐之石经、明之汲古，便是日本国传入中土之足利本，有所长者，亦可取之！如此，则国朝自有国朝之善本，又何必唯宋是尊，唯明是从呢？”阮元所言“明之汲古”，指的乃是明末刻书大家毛晋所立汲古阁，其经史各本亦多有可称道之处，只是十三经一道，相较于彼时宋本，汲古阁本不免有些粗疏而已。这时台下诸生听着阮元之语，只觉阮元虽精于古事，然究其根本，乃是为今人所用，希望今人更进一步，以胜古人，自是精神振奋，先前对阮元的怀疑，也已经消去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