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们，些许意气之争还不是人到即安？
可这两位到了书院，正逢书院中人们议论时事。
这无疑是文人们的主战场之一，之外什么诗词歌赋，评论古今人物等等，也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平时大家会谨慎一些，只不过现在刺刀见红，谈论起时事难免有人信口开河。
而且不管什么时候，能诉诸于口舌的东西都很多，尤其是如今，旧朝渐远，新朝初立的阶段就更是如此。
年轻的士子们热血上头，指摘旧朝之弊，宣扬新朝之明，那怎么能显示出他们的本事？很多人都觉得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能收一鸣惊人之效。
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子，不够谨慎，总想特立独行，邀名于外，只有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才会晓得世道之险恶。
这本不算是坏事，年轻人若不如此，暮气沉沉的又叫什么年轻人？
可要是时机不对，那些不够理智的年轻人便会付出他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长安书院中的论战就是如此，南北士子们碰出了火花，一些人脑袋一热，便抛开了诸般顾忌，只想在论战中压倒对方，丝毫也没顾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尤其是年轻士子受限于其年纪，眼界，人生经验等等，其实并无多少新鲜而有见地的观点，大多只是求个标新立异罢了。
待到词穷之际，便把长辈们私下里说说的东西拿出来用到争论当中，那就更增添了几分危险。
当话题来到选才之制上面，已如风中之悬线，一旦为有心人所用，后果不堪设想，累及自身都是轻的，祸及家族也不是不可能。
岑文本和孙伏伽到时，文会已开了两天，长安书院的教授们并未能引导舆论，平息士子们的纷争，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这事长安书院的人确实要负有主要责任。
读书人聚集于京师准备大考，他们眼见于此，便选了一些名声大的，才学高的，家世足够的士子来参加长安书院文会。
等到士子们渐渐分成了两派，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反而从中推波助澜，想让年轻人们尽量展露才华，要的其实就是巩固长安书院在文人中间的地位而已，丝毫也没有顾及会不会影响到将要到来的京试。
直到局势愈演愈烈，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时候，这才感觉要糟，求助于朝中。
岑文本和孙伏伽本来没当回事，不过当他们到来之时，论战已涉及到选才之制这种关乎于年轻人们命运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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