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尤其是后期，在经济方针上，全盘接受沈默的意见——陆续开放了上海、泉州、广州等五六个外贸港口，保护工商业自由发展，解除东南的户籍限制，大量吸收北方劳动力等等……一系列开明的举措，在东南总督空前的权威下，有力的执行下去，使饱受战乱的江南大地，迅速恢复了生机。
那些因为抗倭而损失的财富，重新聚集起来；从上到下，各阶层的人们都充满了希望，可以说，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好的东西尚未孳生，江南眼看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复兴年代了。
但这火热发生的一切，并不能让远在燕京城的老爷们感到兴奋，他们只关注遭灾、遇难，民不聊生的省份和地区，因为如果对这些地方听之任之，很可能会爆发危及社稷的灾难；而对于能过得下去的地方，他们却兴趣缺缺……比较帝国君臣对江南倭乱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便知道此言不虚。
究其原因，首先是整个帝国统治阶级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得过且过’上，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可以长久的坐稳江山，享受特权；然后是……雄才伟略的太祖爷，终究不能摆脱他自身的局限姓，以小农意识架构了帝国的政权，大明二百年已经反复证明，他那套想要让大明长治久安的东西，已经成为勒在帝国颈项上的吊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勒越紧，几乎要害死他亲手缔造的国家了。
这绝不是诬蔑，首先因为缺乏对中央财政的正确认识，朱元璋片面的认为，将地方的钱粮集中到中央，然后再由中央分配下去，属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所以把财税大权下放，各省只需每年上缴一部分国税，可供国家机器维持运转即可。其余的地方财政支出、以及驻军粮饷的供给，全由各布政使司就地解决，不需要再解送国库。户部了沦为全国的会计部门，只能在账面上指手划脚；国库中除了每年那干巴巴的几百万两银子，便再没有什么进项，哪怕南方富得流油，也不影响太仓里饿死老鼠。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对商业的作用缺乏认识，在对待商业的国策上，充满了倒行逆施——纵观中国历史，虽然一直有农本商末的看法，但从汉唐到两宋，商人的地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商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姓，也越来越高，到南宋时，甚至已经取代农业，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哪怕是异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朝，商业也同样兴盛发展。
其实商业的本质在于流通，除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外，兴盛的商业还必然会为整个民族，注入开放、进取、自由的风气，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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