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始终并未扼杀人们的思想活力，只要你愿意，可以自由的讲学、出版、结社、集会，宣扬自己的思想，虽然如果太过惊世骇俗、对社会纲常的冲击过大，还是会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迫害。但这种反对极少来自皇权，大多只发自于思想界的对手，以及因为这些对手本身就是官员，而带来的行政打压。
对这种异己，本朝上下无疑是宽容的，并不会穷追猛打，更不会赶尽杀绝，‘文人动口不动手’、‘做人留一线、曰后好相见’，这已是约定俗成的规则。所以仁宣以来，国朝鲜有因成为思想异端被害的学者，跟政坛上的你死我活对比十分鲜明。
哪怕因为那场大礼议中，天下的读书人九成九站在继嗣派这边，其中又以王学门人表现最为激烈，他们在讲坛上骂、在书院中批、在出版物上挖苦继统派，声援杨升庵等人，结果惹恼了嘉靖皇帝，下令关闭全国私人书院，禁止公开宣讲王学。但也没有出动厂卫大肆抓人、大兴文字狱之类，诛杀株连更是没有……就连那继统派头子杨升庵，也不过是任其在昆明醉生梦死，就是偷偷跑回四川老家，也睁一眼闭一眼而已。并没有伤到读书人的元气。
这种现象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促成，一者，从本朝往前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原因种种，但总逃不出民生、军事、政治几个层面，却从未因思想的冲击，导致皇权统治动摇。百无一用是书生，汉族的皇帝们不认为读书人之间的事儿，有什么危害姓，自然也就没有钳制学术思想的意识。
二来，本朝理学盛行，读书人以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将个人的成功与对国家的贡献统一起来，自然深受统治者的欢迎。虽然崇尚自由自我的王学兴起，但在理学家看来，心学太易流于空谈，若学那魏晋名士高坐清谈自然是好，若是要拿来经世济国，却是麻绳拴豆腐，提不起来。
目前最为人熟知的三公槐辩论，也恰恰证明了这点……每次辩论会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却都把精力放在诸如‘人本姓之善恶’、‘圣人有心无心’、‘何谓仁之体’之类，一些玄之又玄的问题上，就是辩出花来，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偏偏却辩者如痴如狂，听者如梦如醉，全都投入的不得了。
像这种越扯越淡的辩论会，既能彰显京都的学术气氛、又吸引天下的读书人汇聚京城，朝廷当然支持了。而且其会址设在燕京国子监，本身就给人一种权威的印象，加之京城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词臣，极其热衷投入这种辩论……因为在三公槐论坛上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