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完年假之后，汉军政府立即迎来了两件大事，限这两件大事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在汉王相李光地的强烈要求下，在外视察军队的林风不得不赶回了北京。
对于这时代的地方官员来说，他们是否胜任职位，一般都从“政”和“学”两个方面来考核，“政”的意思一般被认为是“钱谷刑名”，意思就是地方收入和司法治安状况，而“学”的意思就是关于对治下百姓的人心教化问题，当然这个东西相对前者来说比较抽象，所谓人心隔肚皮，谁也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政绩的考核一般都确立在“劝学”上，也就是看这个地方读书士子的情况如何。
现在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就被李光地政府提上了工作日程。这年头政府抓收入主要还是集中在农业上，所以这个春耕工作绝对是重要无比，本来“劝农”这个事情是儒生的老本行，几千年固定不变的农桑政策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所以其中大部分工作早已程序化了，官吏们干起来那都是驾轻就熟，只需要按照节气规律操作就是，不过今年这个工作又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而变得困难重重。
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林风倡导的农业改革上，根据汉王的命令，今年汉军治下的大农民都必须按照政府规定大量种植“金薯”、“洋芋”和“玉米”，本来林风以为这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却没想到当李光地政府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却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抵制。实际上当汉军政府的各个地方衙门贴出告示之后，立即就遭到了当地的地主的非难，然后在他们的发动和调唆下，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开始进行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对官府的律令置若罔闻，或者我行我素不理那一套，总之就是你说你的我种我的，官差一来就说老子不识字，看不懂告示。
实际上就传统来看，这次大汉政府的行政行为的确是有点越权嫌疑，一般来说官府在农业方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兴修水利或者大修龙王庙上面，至于农民具体怎么种田那确实是管不着的，而且农民对老爷们突然跑来对自己的田地指手画脚也是在是有点莫明其妙，作为被压迫阶级，大伙儿从本能上感觉此事不妙，也不知道官府这次是想了一个什么新招来折磨人、
而地主阶级反对则更是大有原因，在中国北方，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都是粟和小麦，虽然经过去年的观察，红薯土豆等东西也不象起先那么陌生，但到底也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搞不清楚规律，所以现在要是种这个东西确实算得上是“风险投资”，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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