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我看着张牧的表情不像是喝多的样子，所以也点了一根烟：“说说呗，反正没什么事。”张牧点点头：“这事吧是我爸年轻的时候插队遇到的，是一件真事。
我爸当时告诉我的时候自己也是记忆犹新啊！我爸当时下乡插队当知青的第二年，在他插队的村里出了一次这档子事儿，怪怪的。
在当年，还是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女社员比男社员一点儿都不清闲。他们村的农作物基本上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其中棉花种下籽儿之后的绝大部分过程——从田间管理到采摘棉花都是由中青年女社员组成的女子植棉组负责的。另外，摘玉米也是女社员的专利。
有一次，我爸曾经偷着提过女社员们从玉米地里背出来的玉米包袱，他愣是没有提动。虽说自己瘦弱没有力气，不过，提不起来的大包袱很重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此之后，我爸才明白了女社员们的辛苦，而且她们绝对是上算的好劳力——相对于生产小队而言，因为不知是谁定的规矩：女社员一个劳动日的工分比男社员至少低一分，这或许也是重男轻女的旧习俗做的怪。
不仅辛苦，她们还有风险。
女子植棉组田间管理还包括几次打农药。记得那时除了乐果之外，其它的几种农药都是毒性较大的。打农药时，必须穿长衣、戴帽子、戴口罩，还得选刮风的天气，站在上风头操作，就是为了使药物顺着风向吹散，减少喷药者中毒的机会。
即使十分注意，依然还屡有农药中毒的事故发生。有一次，一位名字叫惠芬的女社员——挺漂亮的姑娘——中了毒，伙伴们急忙将她抬到公社卫生院抢救，但是却没有挽留住这个年轻的生命，这年她还不满二十岁，尚未寻得婆家。
据说，农药中毒最怕是第二次。而惠芬头一年就中过一次毒，抢救过来了，可是这次再中毒，就没救了。后来，听说生产队吸取了这次血的教训，凡是有过一次农药中毒记录的，就不允许她再喷药了。
听惠芬的女伴儿们说，以前曾经有人在本村给她提过几次亲，但是无论男方条件好与不好，惠芬都没有看上。而且据她自己私下里说：“自己的对象应该在外村。”
奇异的事情接踵而来。
在惠芬出事的第二天，就在村子南边的国道上出了一次交通事故，一名未婚男青年不幸身亡，而这次事故出得太怪了。
那位男青年是邻村的社员。这天下午，他跟二姨一起出门，是步行的。国道两边各有一排高高的杨树，他们娘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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