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曹州刘一心求财养兵，割据地方，不小心的话会着了他的道。”朱任重笑道：“好在我家和魏国公府向有来往，不过老魏国公在崇祯十四年殁了，小魏国公不太好打交道，现在我家与诚意伯府往来较为密切，也替诚意伯府包销盐货，明天我就派人多送三千银子到南京，请诚意伯修书给曹州刘，我再送两千给曹州刘，五千银子买个平安，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三千两买封信，当然不是那种虚头八脑的“八行”，而是请诚意伯将朱家的利益与诚意伯府挂在一起。
刘泽清虽然骄横无比，但对需要巴结奉迎的人就是十分的曲意小心，迎合拍马无不用其极。现在刘泽清正在与东林党的高层往来密切，而刘孔昭一则是掌兵的勋贵，在南京城中地位仅次于史可法，魏国公和守备太监几人而已。而且刘孔昭和东林党的关系相当深厚，往高弘图，姜曰广等人时有往来，这些事在高层眼里是洞若烛火，东林党的内核是史可法和诸多高官，在地方上有钱谦益等有名望的清流士绅，还有复社一众小友摇旗呐喊，在全国来说，崇祯年间的东林党从未如天启四年前那样掌握大权，但就南明一隅之地来说，东林党的势力肯定是南明第一。
除了朝野有官员士绅生员名士之外，在外还有左良玉和刘泽清等掌握兵权有实力的强藩为援，所以说史可法真的是愚不可及，党内同志因为当年万历年间福王夺嫡之事对福藩充满疑忌，认为坚不可立，史可法本人也是对福藩并不看好，甚至也赞同七不可立之说，但事前事后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按当时东林的实力，如果抢在马士英等人之前先拥潞藩，大义名份到手，马士英和黄得功等人也无法拥立毫无根基的福王抢夺君位，大势一定，整个南明的局面就截然不同了。
可惜史可法举措失当，犹豫难断。马士英等人抢立福藩也是有大义所在，毕竟潞王之贤是东林党人的吹嘘，而福王的血脉最近，却是人近皆知的事实。福王被拥立入南京，大势便是倒转，史可法的七不可立传到福王耳中，不仅失了此前权势根基，连南京也呆不住，只能自请到扬州督师，朝政大权就此落在马士英等人手中，而刘泽清见势不妙转投马士英，四镇成型跋扈之状不可言表，朝廷不仅未形成合力，反应拥立之事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东林和复社不光攻击马士英等人，连弘光帝也不放过，编造了诸多谣言动摇弘光帝的统治根基，除了舆论上攻击外，政务也多不配合，朝廷中枢互相掣肘也罢了，东林党还怂恿左良玉在清军南下之时在武昌誓师，沿江而下攻打南京，扬言要清君侧，南明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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