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缓了口气，继续说：“除此之外，我大宋四邻强敌时时来骚扰，迫使我们不得不养军百万，也是负担沉重的一个原因。要想彻底摆脱这种现象，就必须变革。若不变革，再有百年，甚至要不了百年，三四十年过去了，官绅阶层进一步扩大，小民数量进一步减少，我估计，大祸为期不远了。
皇宋之地在于冗兵冗员，要想消除冗兵冗员，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其一就是扩展领土，开发海外空间，就是一个手段，让那些失地百姓到海外去垦荒，去为我大宋搜刮财赋，如此，方可减轻我大宋的财赋压力。而开发海外领，还有一个好处----南洋小国战斗力不强，各地养的厢军遇上辽国人都是废材，但对付南洋小国却绰绰有余，让他们去南洋小国掠夺，刚好算做废物利用。
然而，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急策，开发海外领，拓展税源，虽然可以缓一时之急，但那些开发者到了海外，必定会成为新的官绅，若官绅继续不纳粮，要不了多久，我大宋没有小民了，全都成了官绅。那时，税收怎么办，靠谁来纳税，靠谁来支应差役？
所以，大宋真正的祸源是不平等的官绅不纳粮。官绅享受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才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要想消除这个祸患，就必须让官员们履行责任……”
赵佶插嘴：“太尉在广南不是推行过官绅一体纳税吗，这个法子是否可行？”
赵兴点头：“祖宗之法，官绅不纳粮，但商乃贱籍，祖宗可没说过允许官员经商，相反，还设置了重重禁令，只不过这些禁令都没人执行。
现在的官家在潜坻的时候，就曾经以端王的身份，向广州市舶司依律纳税。这就是一个好的前例。可以最少触动官绅的利益，而后慢慢变革----祖宗之法不是说官绅不纳粮吗，我们依旧官绅不纳粮，但经商必须纳税。
反正，当今经商的禁令也没人遵守，既然官府堵不住。那就敞开口子让他们竞争去，我们按纲收税就行。最终，我们是要过度到官绅与小民同税同义务，但我认为朝廷无需着急。
我们现在是重商主义，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最讲究公平，最讲究契约。一个守契约，公正的进行交易的人，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这是商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我大宋地商业文明只持续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无需着急，只需要尽力维持这种商业文明的氛围，让公正精髓与契约精神再影响我们一百年。甚至五百年。那时，公正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中，自然而然，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