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参加完小学长初中的考试后，我那个爱捣鼓生意的小舅舅，已经接替了外公在供销社上班，当时他夸下海口，说只要我能考上初中，就给我买一辆自行车，结果我真考上了，成绩还不错，小舅舅却食言了，并没有兑现诺言。
不过父母作主，给我买了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同时也给姐姐买了一辆。从小到大似乎都是这样，考虑到我了才会考虑到姐姐，不过父母还是公平的，只有我有姐姐一样也会有。
这辆“飞鸽”牌自行车，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初中生活，后来又伴随我度过三年的高中生活，加上初中休学的一年，前前后后在我身边伴随了七年。
姐姐比我早一年考上初中，没有自行车的一年，她平时就在学校寄宿。那时候国家是一周五天半的作息制度，等到父亲空暇了，到周六的下午用自行车将她接回，周日的下午又送去学校，如果没有空暇，就托人给姐姐带去米和菜。
我考上初中时，父亲还没有落实政策，依然是民办老师身份，在小学当校长。和姐姐一样，最初上的也是会埠中学，在学校住宿。
大约上了半个学期，父亲就落实了政策，正式成为一名有国家编制的教师，被分配到邻近的澡下中学教书，随后我和姐姐就办理了转学，跟着父亲到了澡下中学学习。
大约也就在上初中那一年，公社不再叫公社而是改称为乡，生产大队、生产队也改称为村和组。大约到九十年代，又开始撤乡并镇，许多乡都改称为镇，只有少数一两个仍然称乡，农场的叫法则没变，依然被称作某某垦殖场。
姐姐从小给我的印象，是特别能干，特别能吃苦，最听父母的话，比我不知道要乖巧了多少倍，不管父母让做什么，都毫无怨言，毫不偷懒取巧。
当然，姐姐也因此特别得父母看重，在家里地位却很高，我们几姊妹全要听她的。我们几姊妹年龄相差不大，我比姐姐小一岁，大妹比我小两岁，小妹比大妹小一岁。
父母在大妹出生后，就让姐姐带我们，特别是农忙的时候，父母天不亮就出去，天黑才回家，姐姐小小年纪要帮我们穿衣服起床，帮我们洗脸、洗脚。
父母给了她生杀大权——一根细竹梢，谁不听话，用竹梢教训谁。因为我们年龄接近，只有我敢反抗，妹妹们则被管得服服帖帖，当然也是因为我是家中的独子，得到父母的溺爱多一点。
这种反抗何时开始的已经不记得了，反抗的结果是她再不像之前那样关心我，分配的任务更多，完不成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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