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统治根基。然后在集市上，在酒馆之中振臂而高呼，表示他们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百姓要质问赵云，质问辛毗，『幽州百姓若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障，如何能让民众真心归附？』
而在这些舆论翻涌的同时，被赋予一定『执法权』，尽管有限的乌桓人，心态也在悄然改变。
这些胡人，也从最初的单纯执行命令，到逐渐感受到一种凌驾于部分汉民之上的『权威感』。
虽然赵云严令禁止私刑，但面对汉民的抵触、谩骂甚至小规模挑衅，比如吐口水、故意挡路等行为，部分性格本就剽悍的乌桓战士难免会反应过度，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胡人打人啦！』
『胡人杀人啦！』
类似这样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无论真相是谁的对错，都会被士族和心怀不满的汉民无限放大，坐实『胡虏暴虐』的指控。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负责基层管理的汉人小吏，地位变得十分尴尬。一方面，他们需要依赖乌桓人的武力威慑来维持秩序，当然这也让他们感到无能或屈辱；另一方面，他们又夹在乌桓人的强硬和百姓的怨气之间，成为双方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这些小吏不反思他们为什么会需要乌桓人来帮忙，却在这样的反对胡人的舆论声当中出现了消极怠工，甚至暗中纵容百姓对乌桓人的抵触行为，以表达不满。
辛毗最初设想让乌桓人只负责『看见』和『制止』，裁断权在汉吏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情况瞬息万变，很难准确的进行划分。乌桓人在制止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强制力，如何界定『必要制止』和『过度使用武力』？
在汉吏在事后裁断之时，面对乌桓人的『立功』心态和汉民的哭诉，又如何保持绝对公正？
重复的审核，再次的复审，不仅是为冲突和争议埋下了种子，也极大地消耗着本就有限的行政资源和赵云的精力。
士族子弟的抨击并非完全出于公义，更多是权力斗争。
他们利用这场舆论风暴，将自己塑造成『汉民利益代言人』和『礼法的捍卫者』，以此来博取底层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尽管他们平时可能也看不起这些普通百姓民众。
同时他们向赵云施压，要求获得更大的管理权限和话语权，甚至要求撤换辛毗或改变政策。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老一套，又是要回归到『任用贤良』，也就是要赵云重用他们自己，亦或是讲一些务虚的『广施教化』，或是『以德化民』等听起来正确但短期内难以见效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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