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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校长声情并茂地道：“我们希望和你一道做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充满坎坷，可能会充满阻碍，甚至可能会失败，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努力在今日，功在千秋。
你愿意成为我们的一员么？无论你是在富旦，在哈佛，在牛津，还是在京大。”
领导就是领导，校长出面就是不一样。
其他学校招生办老师来了，说的最多的是自己学校有什么优势啊，能给的待遇是什么啊，偶尔还踩踩竞争对手啊，结果富旦校长来了不跟你聊这些，跟你聊社会责任感，聊顶级人才改革天下的使命感，聊功在千秋的事情。
再聊这个过程中，又充分表现了富旦大学宽广的胸襟。即便你不在富旦，富旦也希望你成为一名“编外”的特别委员，来为富旦大学改革之路提供参考意见。
不得不说领导太聪明了，有些东西是没必要聊的，其他高校早替他聊过了。
比如说中、外大学优势劣势的问题。
外国大学的优势，比如说哈佛，优势太明显，世界各国天才汇聚一堂，其中也有有些适合李亦儒的学科，比如说哲学。
在国学领域中，研究到一定高度时，其实就涉及到了世界范畴领域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师都是中西方文化贯通。
比如说钱钟书。钱钟书懂多种文字，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国文字，还有梵文。
他的懂，是通晓无碍，使用熟练，可写可说。杨绛先生整理的《钱锺书手稿集》，三大厚册，两千五百多页，经由商务印书馆于2003年出版。里面的读书笔记，很多都是各种文字交互使用。
钱钟书的著作融中西理论典例于一炉，读他的著作，你会觉得你自己很渺茫。
就像陈道铭和钱钟书聊过之后，会感慨自己在文化面前，狗屁不是。
现当代国学大师很多都通晓中西，比如说陈寅恪，比如说大师赵元任。
还有一些人出国留学，但研究的是东方文化。比如《人民的名义》中提到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就是黄仁宇先生在密歇根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
去国外换种角度，来研究东方文化是会有新的视角新的收获的，比如说研究政治、经济、历史等等。只要别去学汉语就成。
像李亦儒这样的人，到哪都会过得很好，到了国外也能成为大师。
但是，成为大师之后呢？
如果大师只是大师，那大师的名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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