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在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上，孔子是毫不妥协屈从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军》）为了行仁，对人可不顾及情面，对已应持节自守。《孟子·滕文公下》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韧执着，也体现在复仇意志的褒举上。复仇意识实际上洋溢着不畏强暴、不为权势所屈的勇气，透露出内核的原始共产主义那平等、公正且敢于献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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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血亲仇这一亘古不绝的社会现象与文学主题，也是以孝为核心的儒家纲常系统发出的不容移易的指令，其是个体情感冲动的深在理性基础，催动华夏古人在人生奕故面前作出毋庸置疑的特定反应。深领儒家风范的后人如是总结道：“盖报仇之所由来旧矣。中古而下，方牍所记，乃有天性之戚手足之痛，或义笃于诸父，或情厚于交友，独能奋不顾死，则绝其命，撼逝者之沉愤，耸人伦之风概，乃至朝议高其节，理官缓其法。”
先秦儒家的“以直报怨”复仇观，在后世文人的人生理想图式中注入了对“恶”“不义”的否定，由此泛化为儒者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强烈的批判措施。如西方学者注意到的“如果某人认为儒学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那就错了。它恰巧经常是在官方对立面手中的一个武器。”此论很有识得庐山真面目的他者眼光。的确，愤世嫉俗、疾恶如仇成为后世那些有主见、有社会责任感的正直文人最可贵的品格之一。“以直报怨”的正义原则同儒家理想人格设计的总体标准结合起来，焕发了儒家精神中对正义公理的追求，强化了后世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与正义感。这对确立士人风范、人世品格是极有裨益的，同时为此种儒家社会品格沾溉的古代文人，也往往正因其具有正直、富有正义感的品格而特别易于受到伤害，因其进取心、使命感强而特别易于受到挫折摧残，古代文学的忧患色彩、感伤情调也随之增强。以血亲复仇的尽孝偿恩为核心，经汉代“移孝于忠”等伦理模式传扬，先秦儒家对复仇的期许提高了复仇的社会评价品位，由此形成了借前代复仇精神以砥砺现实正气的传统。
复仇冲动，不仅仅是冲动，而带有伦理意念的深在支配。同时中国文化是讲求他律的，在康德伦理学中，他律是主体意志服从外在于意志本身的力量；自律则相反，它不屈从外部权威，而通过主体意志来给自己立法。但古代中国人的复仇一方面遵从外部舆论他律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违背自律，显示出一种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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