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锡和汉俊都姓李，前者单名为达，湖南零陵人。后者也以字行，湖北潜江人。他们两位不但是就职于“新青年书社”，也是那个小组的成员，更是……
反正，我们的袁大师一见到这两位肯定扭头就走，连手都不挥一下。
只听老张摇着头语气轻蔑地道：“不过就是意见不同罢了，张某人本想找他们当面聊聊。既然不肯来，那就算了。雪帆兄，请坐吧……”
要说狂生，张东荪确实能算得上是一号。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意见不同呢？这牵涉到当时赛里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罗素……对了，“福禄泰尔”访华。
1919年梁启超访欧归国之后和张君劢（徐志摩的大舅子）、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老板）、张东荪、蒋百里等人创立了新学会，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
新学社刊行的杂志叫做《解放与改造》，后来精简为《改造》。而后世把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这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叫做“《改造》派”……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好名字呢。
1920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讲学社，则是要广邀世界知名学者来华传播最新知识，罗素就是他们请来的。
巧的是，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的恩师约翰-杜威(John Deey，1859-1952)此时也在中国。讲学社负担了一部分杜威访华的费用。
罗素在1920年5月份去了苏俄，感觉和他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区别。所以7月份就回到了英国，刚到伦敦就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立即出发，10月份抵达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几场演讲之后，10月26—27日，罗素应邀到了长沙名人学术讲演会上作了《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主要介绍当时世界流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吹斯听的是，天魔传人就在台下当听众。
此时的罗素因为苏俄的经历对于社会主义抱有一些怀疑也有一些反思，而他由上海到长沙的这段旅途让他见识到了赛里斯的落后。所以他演讲中的观点是中国应该先搞实业，再搞社会主义为好。
不得不说，天魔传人毕竟是天魔传人，他对此的评价是“理论上说得通，现实里做不到”。可惜此时的他说话还没啥分量，只不过湘江一书生罢了。
而随罗素访问长沙的张东荪如奉纶音，立马写了一篇《由内地旅行又得之一教训》。文中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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