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的固执。
诗人拜伦出生于贵族世家，一辈子和国王作斗争，西方正在殖民东方，拜伦写了诗剧《该隐》，这里面一反常态，他开始质疑上帝的对人类和万物的仁慈，而大反派“该隐”是不愿做上帝的觉醒奴隶，是骄傲的叛逆者。
这么说来，拜伦岂不是个自由派？
恰恰相反，拜伦结婚之后，妻子准备用孩子的亲情来改造拜伦“偏激的思想”，拜伦立刻表现出大家长的权威来，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他唯我独尊。
为了证明自己没错，拜伦甚至参与了真正的战争，并最终死在那里。于是，希腊将其称为伟人，英国政府也捏着鼻子承认这个“反动派”是世纪诗人。
所以，顾华说的不完全错。余光钟和李傲现在有些后知后觉：他们原先只在岛内看余切的，并没有见过真人。
现在发觉，余切只愿意有一种方式来创作文学，那就是按照他的方式。长期下去，要么他说怎样就怎样，要么就只好与他为敌。而后者在碰壁之后，往往不得不回到前者。
这当然是余切性格中暴戾、独裁的一面，然而这些负面因素，似乎更为他的文学之路提供了保障。
毕竟文学是“俺寻思之力”，只要你敢想，想成，敢做，做成，那些负面因素都会变成先见之明。
访问团在盛誉中离开美国，诸多华人名流来送行，“伟大的接触”频繁出现在新闻头条上，这些影响在之后逐渐显现。
文学研究所召开第二届作家培训班，到现在已经接近于毕业。其中不少人的研究内容是余切的，《2666》因为其写作技巧的丰富，被学院派认为是当今的集大成者。
“只要学了这一本书，学明白，写就没什么问题了。”巴老的朋友曹宇用“戏剧中的戏剧”来形容这一本书。
“任何你能看到的技法，都能从中找到影子。魔幻现实主义，中国人也进入了这个殿堂。”王濛道。
空白，空白！这里到处都是空白！
85起的这两年，因为纯文学的兴起，大家纷纷搞起了文学科研。就像是一种内部科研竞赛，只需要把洋人的拿来汉化后，跑马圈地，就能成就自己的大师之名。
管谟业今年创作了中篇《红高粱》，其中有很多借鉴和致敬的地方。他写的时候双耳不闻窗外事，只管写，期间余桦、苏彤等人一直在给他写信交流，谈到了近期发生的国际大事，他一概不搭理。
因为《红高粱》是管谟业的野心之作，是一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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