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的顾彬回到波恩大学，立刻在他担任编辑的《龙舟》杂志中写下对《里斯本丸号》的评论。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这一批中国作家有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对社会没有深刻的认知，在语言技能上也很匮乏，这些作家会成为一个写的好手，取得一些名气，但是放在更长久的历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还远远不够。”
“为了快速跟上世界文学的潮流，大量中国作家读的是‘中译本’——他们阅读翻译过后的外文名著来学习，遗憾的是，这些翻译过后的译作，本身也存在诸多错误，简直是译者的个人再创作……最终造成了一种诞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圈的怪象，他们实质上学了一种‘本土自发的舶来品’，和原版本差别很大。”
这种事情有多抽象呢？
就像是十九世纪，欧洲人来中国传教。本以为传的是基督教，信的是耶稣，却没想到整个南中国入了太平天国的坑，认为洪秀全也是上帝的孩子，圣城除了耶路撒冷，还有南方的金陵。
中国版本的太平天国教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关系，反过来和西方传教士辩驳得有来有回——顾彬觉得，当代的一些中国似乎就有些这样的“异味”，是一种怪异的衍生物。
此时，顾彬不禁想起他为什么会关注到余切。
因为余切的文化水平很高，他是真正了解西方社会的人，既不是仰慕也不是贬低，而是像一个西方人一样，对那些最底层的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和神话故事，他都很了解。
而这些恰好是真正构成西方人的文化因素。
顾彬在《龙舟》中详细谈到了这一点：“70年代，我来内地的语言学校进修，学会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古代汉语，一种是他们当时的工农兵语言，因此，我到现在仍然称呼自己为‘老顾’，称呼别人为xx同志！”
“现在不兴讲同志这个词了，我就称呼别人为老什么，小什么；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字，取得不好，我没有给人说过。我和当代的中国作家聊天，发觉有一些人既不称呼我是顾同志，也不说我是‘老顾’、‘小顾’，当然也不会用文言文和我说话！我自然很失望！”
“我感到他们的文化断代了，他们既不会写汉语，也不会写外语。”
顾彬这篇评论发表后，在德国所在的评论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波恩大学的教职工最先看到这一评论，只见到顾彬在其中不吝赞美之词，而且还有一些东方人的含蓄。
当他谈到“余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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