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春节来得悄无声息，我在除夕夜里听见了几声零星的炮竹声。我想起了以前马伏山除夕夜的热闹场景。眼前浮现出马伏山的雪景，白皑皑的一片，沉沉地压住大团堡山顶。记忆里的年三十，总能看见处于山腰的旧居屋顶覆着一层薄雪，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随着青烟升起的那一刻，青瓦上的薄雪便渐渐消失。大哥会站在堂屋门口喊我们：“兄弟们，掰手腕了！”我、大哥、二哥、三哥、老幺围在八仙桌旁，袖口撸得高高的，木桌被胳膊肘撞得“咚咚”响。母亲端着瓜子花生从厨房出来，笑着骂大哥：“多大年纪了还疯闹，小心把桌子掀了。”父亲坐在太师椅上抽着旱烟，眼睛里满是笑意，看着我们五个兄弟争得面红耳赤，连老幺那个毛头小子都敢跟大哥叫板。
那时候多热闹啊。父亲是土秀才，是敢于辞掉县城铁饭碗回乡种地的文化人，他写得一手好字，每年的春联都是他挥毫泼墨。大哥是马伏山村的暴发户，是打衣服和经商的一把好手，也是山里第一户买电视机看春晚的人家。二哥在村里承包理发，经商，开加工坊，做鞭炮，做什么都学得快，手脚麻利，是家里挣钱的顶梁柱；三哥在汉城郊外居住，三个孩子读书让他的日子过得很辛劳，他总是埋怨父亲把他送养远房亲戚家。我刚师范毕业，在中学教书。也算是家里唯一吃国家粮食的读书人；老幺还是个半大孩子，整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可这五年，一切都变了。我定了《勤工俭学合同》，去广州打工，去年暑假才返回学校上班。老幺参军入伍，考军校未成便无赖地退伍，在我的运作下进入广东东莞一家绣花厂打工，做管理员。大哥突发脑结核走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除夕，再也回不去了。
朱玲靠在床头，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我低头吃着汤圆，喉咙像是被堵住了，说不出话来。我又想起老家过节的情景：父母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面前摆着几道菜，二哥坐在旁边，桌上的酒杯空着三个。想象中的父母头发又白了些，母亲的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掉落在碗里，咸涩的味道蔓延开来。
正月初，我带着她踏上了回马伏山的路。终于看到了马伏山那熟悉的地方，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炮竹的味道。二哥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他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翻毛军棉袄，身形比去年消瘦了些。“你们回来了。”他接过我手里的行李，声音有些沙哑。
回到家，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母亲一把拉住朱玲的手，上下打量着我：“瘦了，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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