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证据，主要方向是什么。
这个不难吧？”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次更久。
“金老，这……这违反纪律啊。”
“纪律？”金老的声音陡然提高，“老赵，当年你在基层被人陷害，是谁连夜坐车三百公里去市里给你作证？
你老婆生病要动手术，省城医院排不上号，是谁帮你找的专家？
你现在跟我说纪律？”
“金老，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这一个儿子！”金老声音哽咽，“老赵，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
我不要你做什么违法的事，只要一点消息，让我心里有个底。
这个忙，你帮不帮？”
长久的沉默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我试试看。但金老，我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而且就这一次。”
“好，好，谢谢你，老赵。”
挂断电话，金老喘着粗气，心脏怦怦直跳。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严重违反原则，甚至是违法的事。
但为了儿子，他顾不得了。
这一夜，金老又打了三个电话。
一个是给曾经的老部下，现在在某重要部门担任副职；
一个是给当年党校的同窗，如今在纪检监察系统；
还有一个是给一位已经退休多年、但门生故旧遍布政法系统的老领导。
通话内容大同小异：打感情牌，诉苦，求一点“消息”或“关照”。
有人委婉拒绝，有人答应“了解一下情况”，也有人暗示“现在风声太紧，要等机会”。
凌晨三点，金老瘫在椅子上，精疲力尽。
四个电话，只有一个明确答应帮忙，两个态度含糊，一个直接拒绝。
但这还不够。
他想起儿子律师团的话：如果能取得受害干警家属的谅解，在量刑上可能争取从轻。
对，谅解书！
金老眼中重新燃起希望。
他记得那两名牺牲特警的家庭情况：一个叫刘志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一个叫王浩，父母在农村。
钱，他有。
这些年儿子给他的，他自己攒的，加起来几百万总是有的。
如果给这两家人一笔钱，足够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再亲自登门赔罪，磕头认错，他们会不会心软？
会不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