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身在官场的人才知道，从寄禄官转到实权官，这其中的过程有多艰难。
大宋的官僚制度严重臃肿，冗员过甚。
“寄禄官”的存在，本身就是皇权对臣权的妥协，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笼络士子人心。
巩固皇权很重要，太祖立国后的重文轻武的政策，决定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这样的方式笼络文人，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赵匡胤得国不正的事实。
于是立国百年后，大宋造成了一种现象，朝廷的寄禄官比实权官还多，并且多得多。
这些寄禄官有的是祖上恩荫，有的是正经的科举入仕，在官职上，朝廷是很大方的，只有够资格，官职管够，但是想要实权，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正常人都知道，寄禄官与实权官有着天壤之别，在大宋的官制体系里，“官职”是虚的，“差遣”才是实实在在的。
郑朝宗就是如此，他当奉议郎这个寄禄官已十来年了，他太想进步了。
所以政事堂的官员选中他时，只问了他一句话，想不想进步。
郑朝宗几乎没有犹豫，立马就答应了。
然后，政事堂官员很认真地告诉他，这次下放京畿路乡村的重要性。
简单的说，并不是只让你参与劳作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要能体察到民间百姓的疾苦，敏锐地发现民间的问题，找到官府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点，以及朝廷的新政在地方上的落实情况等等。
下放，不是让你种田，而是让你考察。
深入到民间基层，放下官员的身份和架子，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来深刻解读民间，官府和政策三者之间存在的利弊，问题和矛盾。
下放到这个新王村的第一个月，老实说，郑朝宗的态度是很敷衍的。
表面上他不敢多说什么，但内心里，他对官家的这个决定是嗤之以鼻的。
参与农户耕作也就罢了，为了进步，咬咬牙只当是走个形式。
但政事堂要求记下所见所闻，以及官府与百姓的矛盾，新政的落实等各种真实情况，每天当成日记写下来。
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正经人谁写日记？
谁会把心里话写进日记里？
写在日记上的能叫心里话吗？
下贱！
朝堂党争那么激烈，新党旧党互相斗法，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微妙复杂，地方官员与本地商贾地主的关系又是盘根错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