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贡的狙击步枪瞄准镜框住了那个举着指挥刀的军官。
枪声响起，桥本的身体向后仰倒，胸口绽放出一朵暗红色的花。
指挥刀脱手飞出，插在泥里，刀柄还在轻微震颤。
他在触地之前就失去意识了，但他的脸上没有痛快之色，而是带着一种解脱的笑意。
只是，战斗没有因为一个人的死而停止，哪怕他是冲锋的指挥官。
日军残部继续冲锋，被山坡上的交叉火力打退，尸体从半山腰一直铺到山脚。
幸存者退回去之后，负责记录战场日志的士兵，在本子里增加了一笔——某某日，在某某地点，指挥官桥本中佐阵亡，小队战损率过半。
没有人提起那本被鲜血浸透的日记。
阿贡从桥本的尸体上找到了那本日记，他翻开第一页，全是日文，看不懂。
把日记交给刘青峰，夹在一份标记着“与陈家慧有关”的情报袋里。
刘青峰翻了几页，发现虽然是日文，却有很多华夏字，很多内容居然也能看懂，读完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在情报袋外面用红笔写了两个字：“译全。”
这份译文后来在伦敦的听证会上被一字不差地宣读。
但此刻，它只是一本从死人身上找到的日记，封皮上的血还没干透。
十二月二十日，坤甸地下后勤总站。
黄汉生站在物资清单黑板前面，手里捏着半截粉笔。
黑板上列着各类物资的库存数字：弹药、粮食、药品、被服。
每一项后面都用红笔标了预计耗尽日期。
最长的撑不到一月底，最短的——药品，已经写着“见底”。
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怎么合眼，眼球上布满蛛网血丝，喉咙因为长时间在潮湿的地道里工作而嘶哑发痒。
他把手头最后一份统计单夹进账本，然后走到电报室，用密本给许三发了电报。
电文不长，措辞像他管理账目一样——只列数字和截断日期。
“弹药库存够支撑至十二月下旬。粮食定量减至热量日需一半，撑不到次年一月底。药品几乎耗尽。请求紧急补充。”
电报发出去以后，他在电报室外面的帆布椅上坐了许久。这座地下后勤城过去承载了整个婆罗洲军的补给运转，他凭着账本和算盘撑了几个月。
如果没有渠道获得补充，再强的计算也填不上消耗数字的缺口。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