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
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联合举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会议”——“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即将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召开。
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就是讨论当下最热的文化潮流“寻根文学”，1983年，30岁的贾坪凹写了《商州初录》，引人瞩目，同时，1983年到1984年之间，李航育写出了《最后一个渔佬儿》为代表的“葛川江“系列，张辰志发表了《北方的河》，司齐发表了《墨杀》，阿城发表了《棋王》等等。
这些作品引起一批青年编辑、评论家的关注，他们意识到这些作品内涵的新意，需要加以理论的概括和提升，便有了“寻根“一说。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名称，都是文学现象出现并发展了一段时间后，由评论家、学者事后追认和概括的。
而“寻根文学”则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先有名，后有实”或“名实同步”的。
《西湖》编辑部的主编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气氛热烈又带着一丝争执后的余味。
主编沈湖根靠在旧藤椅上，手指间夹着的“利群”烟已经烧了半截，烟灰颤巍巍地悬着。
他对面坐着小说编辑祝红生，两人中间的办公桌上，摊着几本最新的文学杂志和一份会议初步议程。
“老祝啊，”沈湖根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这次‘回顾与预测’会议，规格很高。《上海文学》和文艺出版社那边都很重视，点名要请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咱们浙江这边，你看……”
祝红生没等他说完，立刻接话，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兴奋：“这还用看？司齐！必须有海盐那个司齐！”
“司齐是很好……”沈湖根沉吟着，用空着的那只手轻轻敲着桌面，“《墨杀》的影响非常大，可争议也不小。请他……会不会太惹眼了？而且，他还不满二十岁，资历是不是浅了点？到时候，京沪来的那些大家、评论家面前，他顶不顶得住？他这个小同志倘若出现了一点错谬，或者面对别人的质疑和批判，应对不当……”
“资历浅？老沈，你这观念得改改了！”祝红生“噌”地直起身子，声音也拔高了几分，“现在是什么时代？文学要解放思维！论资排辈那一套要不得！司齐的《墨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得承认，它捅破了天！现在全国文学界都在谈‘寻根’，谈文化反思，源头在哪？《墨杀》必不可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小子摸到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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