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诚注意到，遗书里的“大”字——“我对不起大家”的“大”。这个字的最后一笔，捺笔收尾的方式，是向右下方拖出去的。
而日记里多处出现的“大”字——捺笔收尾都是顿一下就收，不拖。
一个人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基本笔画的收笔方式，是极其稳定的。除非有意模仿或者刻意改变，否则无论在什么情绪状态下，这个习惯都不会变。
一个“大”字不能定论。但它足够让陆诚把这本日记带走。
“陈阿姨，”他说，“我需要借走您丈夫的日记本。全部。”
陈素兰看着他，眼神复杂。
“你们怀疑老宋不是自杀。”
这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陆诚没有正面回答。“我需要做更详细的笔迹鉴定。”
陈素兰坐了下来。她的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指微微发抖。
“老宋走了两年多了。”她的声音很轻，“走的那天早上——就是出事那天——他还跟我说，‘素兰，今天天气好，下午我去公园走走。’一个要死的人，会跟你说这种话吗？”
她看着陆诚。
“他的遗书……我看了一百遍。那不像是他写的东西。老宋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要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写文件从来不含糊。你见过一个干了一辈子公务员的人，写遗书只写二十一个字吗？”
“您当时跟警方说过这些吗？”
“说了。他们说笔迹鉴定的结果是本人写的。我说不对，他们说鉴定是科学的。”
陈素兰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陆警官，你知道我这两年多是怎么过的吗？所有人都跟我说，‘接受吧’‘想开吧’‘老宋是解脱了’。我儿子也跟我说，‘妈，你别钻牛角尖了’。但我不是钻牛角尖——我只是觉得不对。一个妻子对丈夫的了解，比一份两页纸的鉴定报告要多。”
陆诚站起来。
“陈阿姨，日记本我会妥善保管，鉴定完了一定还给您。”
陈素兰点了点头。然后她突然说了一句话。
“陶正清的事你们也在查是不是。”
陆诚的脚步停了。
“老宋出事之前一个月，他跟我说了一件事。”陈素兰的声音变了，变得很低。“他说——陶正清不是自己摔下去的。他说他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整个客厅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他还说了什么？”陆诚转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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