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头正劲的当口出现，其背后意味，值得玩味。
“崔给事，”杨军放下抄本，神色平静，“这几份奏章，门下省是何态度？准备如何呈报陛下？”
崔仁师端起茶杯，轻啜一口，慢条斯理道：“门下省的职责是‘封驳’，看到可能欠妥的政令、听到不同的声音，自然要记录下来，斟酌是否需提请陛下圣裁。至于态度嘛……下官个人浅见，杨侍郎雷厉风行，成效显著，确有过人之处。然治国如烹小鲜，有时火候太过，或调料太新，也需适时调整。使司之法，应急固佳，但若作为常例，是否真能利大于弊？是否会催生新的弊端？朝中有此疑虑者，恐非少数。杨侍郎年轻有为，前程远大，行事若能更周全些，多虑及各方反响、制度惯性，或能走得更稳、更远。”
这番话，表面是关切提醒，实则暗含敲打：你的方法太激进，触及了旧有利益和思维习惯，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警惕和不满。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或者至少做出妥协姿态，才是明智之举。
杨军听懂了。这是太子系，或者至少是朝中保守势力，借崔仁师之口，发出的第一波试探性阻击。他们可能暂时无法动摇使司的紧急任务，但已经开始为“战后裁撤使司、恢复旧制”制造舆论，并试图给杨军本人贴上“操切”、“扰民”、“权重”的标签。
“多谢崔给事提醒。”杨军拱手，语气诚恳，“下官初担重任，唯知以事功为要，思虑或不周详。使司所行诸法，皆因北边军情紧急，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如‘规式’之立，是为保证军械基本可用，防止劣品充数害了将士性命；‘官定收购’是为快速平抑市价、保障原料，免为奸商所趁；至于使司权责，章程明定，重在协调核查，具体事务仍归各部司地方，且有刘公坐镇、多方监督，绝无揽权之意。这些，下官日后自当更注意向各方阐明。至于战后是否恢复旧制，自是陛下与朝廷公议，下官岂敢妄言？当前，唯有竭尽全力，保障北边军需无缺。”
他这番回答，不卑不亢。既承认了方法有“权宜”性质，弱化了其“变革”色彩，又强调了所做一切的紧急必要性和现实成效，并将最终决定权归诸朝廷和皇帝，自己只扮演执行者角色。同时，也委婉地表示了会注意沟通解释，但核心任务（保障军需）的决心不容动摇。
崔仁师深深看了杨军一眼，似乎有些意外于这个年轻人的沉稳与滴水不漏。他笑了笑，放下茶杯：“杨侍郎明白就好。下官也只是例行公事，传达些不同的声音，免得侍郎埋头实务，不闻窗外风雨。既如此，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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