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继续，“老夫问尔等：国库空虚，边饷欠发，若不加赋，钱从何来？去岁江南清出隐田三百万亩，今年可增赋税四十万两。这笔钱，用于辽东军饷、河南赈灾、兴办学堂，此非巩固国本乎？”
“再说‘苛待士绅’。”老御史语气转冷，“士绅享朝廷优免，占田连阡陌，却纳税极少。苏州申家，田三万亩，去岁实纳田赋不过九百石，平均亩赋三合！而佃农租种，亩交租一石。士绅获利三十倍，纳税不足三十税一，此公平乎？”
“新政让士绅按实有田亩纳税，此非‘苛待’，实为‘公平’！若连这点税都不愿纳，还谈什么‘以天下为己任’？”
这番话如重锤击在监生心头。他们多出身士绅家庭，自然知道家中田产实情。以往觉得天经地义的事，经高攀龙这一剖析，竟有些站不住脚。
“可是高先生，”一个监生鼓起勇气提问，“新政推行中，胥吏勒索、强行摊派之事，屡有发生。学生家乡便有此事，清丈田亩，胥吏收‘丈量费’；推行新税，胥吏收‘手续费’。小民未得新政之利，先受其害，此非弊政乎？”
高攀龙点头：“问得好！此事老夫正在彻查。朝廷已下严旨：凡胥吏勒索，一经查实，斩立决！苏州府上月已斩三人，流放十二人。更关键的是，朝廷正在推行胥吏改革——定俸禄、开出路、严监管。那些老胥吏为何闹事？正因新政断了他们财路！”
他顿了顿：“诸生若真关心民瘼，不妨做一件事：返乡时，暗访新政实行实情。凡有胥吏贪赃、士绅抗法者，皆可密报都察院。朝廷新政，需天下正直之士共同监督、共同推进！”
这番话彻底扭转了气氛。监生们眼中重新燃起光芒——不是对抗，而是参与；不是批判，而是建设。
当日，高攀龙的讲话被整理成文，题为《东林春议》，抄送南京各衙门、各书院，更由驿传发往各省。
消息传到京师时，已是二月二十二。
朱由检在文华殿看完《东林春议》全文，长长舒了口气：“高先生此举，胜过十万兵。”
侍立一旁的徐光启感慨：“高攀龙以东林魁首之尊，为新政正名，江南士林必为之震动。那些还在观望的士绅，恐怕要重新掂量了。”
“正是。”朱由检道，“舆论战场，有时比真刀真枪更重要。传旨嘉奖高攀龙，赐斗牛服，加太子少保衔。另，命都察院将《东林春议》刊印成册，分发全国府学、县学，让所有读书人都看看。”
王承恩记下，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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