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后人在朝廷和内务府任职，已然与内务府合二为一。
府存商存，府亡商亡。
其余官员看法跟范涛差不多，都认为若允许各地官学广为招收学子借读，不仅有利地方教化，也能为国库增收，乃一举两得的好事，若将此事于全国大力推广更能极大缓减朝廷的财政压力。
只一个官员提出不同看法，此人就是营造司主事孙彦琨。
这位孙大人认为如果允许各地官学大搞借读，势必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原本作为公平公正所在的官学会充斥大量无才无德的学生。
“.卑职担心此类学生一多，那些家境贫寒但学业优秀的学子很有可能会因此失去在官学就读的机会，从而无法支撑举业。
另外无才无德学生数量过多必会影响优秀学子学业，良莠不齐便违了朝廷科举取士初衷，望中堂大人三思。”
孙彦琨的意见引起和珅重视，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当年他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深得老师嘉许，时著名大儒袁枚也曾当面表彰他和弟弟和琳“少小闻诗通礼”。
可即便如此，自负胸有成墨的中堂大人信心百倍去报名参加科举，结果却是名落孙山，由此可见举业之难，学子之艰辛。
“借读”一事本质就是收钱让差生进官学读书，朝廷和地方好从中“渔利”，如此一来，那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怎么办？
官学是朝廷培养人才的地方，可不能真搞的乌烟瘴气。
犹豫间，都虞司郎中范涛却站起躬身道：“中堂，下官倒以为孙大人言之有误。”
和珅抬手示意范涛坐下说话。
“好学子何必借读？”
范郎中的意思学业优秀的学子本来就为官学录取，只要严令地方官学严格遵守这一制度，压根不必担心名额挤占问题。
孙彦琨听后立即摇头表示反对：“范大人如何保证地方为了蝇头小利不去挤占优秀学子名额？又如何确保优秀学子不受劣生影响？”
“一是加强对地方官学的监察；二可令地方将招收的借读生与官学生分开教学”
范涛提了几点可行办法，坚持借读一事利大于弊，不可因区区小弊丢了大利。
接着算了笔账，如果一个府的官学多收几百名借读生，一个借读生就算一年收一百两学费，一年也能多收几万两。
全国有多少府？又有多少州县？
又有多少想进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