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是对“香港同胞”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赞扬了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精神。
这些话，就像是报纸上的社论，冠冕堂皇，却又没什么实际内容。
陈山看得很快，他的目光直接跳到了信的末尾。
那里，只有寥寥数语，却让陈山的呼吸猛地一滞。
信上说，新生的祖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西方的封锁如同铁桶一般，让我们在许多领域步履维艰。
尤其是尖端科技和高级人才，更是被对方卡住了脖子。
信中希望，香港的同胞们，能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为国家的建设，想想办法。
信里没有提任何具体的要求，甚至连“请求”的字眼都没有。
但陈山却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一种如山的重压和一种迫切的渴望。
他的计划，原本只是一个深埋于心的长远构想。他以为，至少要等上几年，等香港的局面彻底稳定下来，才会真正启动。
可现在，这封信，就像是一道催征的军令，把所有计划都提前了。
陈山将信纸凑到台灯前，借着光，他看到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极其微小的水印——一艘扬帆的船。
这是他和“老板”约定的最高等级的密信标志。
这意味着，信中所提之事，万分紧急，不容有失。
陈山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脑子里飞速运转。
科技，人才。
这两个词，说起来容易，可要从西方阵营的眼皮子底下弄到手，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冷战已经拉开序幕的1954年。
他需要一个具体的突破口。
陈山重新拿起信纸，翻来覆去地看。
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信纸背面，一个用铅笔写下的，几乎快要被磨掉的模糊字迹上。
“Ferranti Mark 1”。
这是一个英文名字。
陈山皱起了眉头，他立刻走到书架前，从一堆英文报刊里翻找起来。
终于，他在半个月前的一份《泰晤士报》科技版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这个名字。
“费伦提马克一型”。
报道称，这是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制成功的，目前世界上最先进、运算速度最快的商用电子计算机。
文章里还配了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那台所谓的“计算机”，根本不是后世那种小小的盒子，而是一排排巨大的金属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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