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有部分奸商跟少许吃不惯麦子的百姓以低价换麦。
混乱持续了不到半月，左冯翊太守郭攸之与临晋令陈祗便会商定下了章程，通令各农庄：
凡以粟易麦者，须依一石六斗粟米换一石麦的官定比率方予交易，否则不予兑换。
此令一出，那些意图低价收购的商贾固然怨声载道。
但掂量一番后，大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个价格。
无他，若是要从相对安稳、麦作更为普及的陇右地区千里迢迢运麦至关中，其间人力、物力、损耗折算下来，成本远不止一石六斗粟。
官定比率虽高，却省去了转运的麻烦与风险，且能立刻得到关中本地出产的新麦，算来仍是划算，而百姓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口粮，自然也乐得兑换，更盼着十月继续种麦。
而就在关中大地沉浸于夏收夏种的忙碌与喜悦之时，来自东南方向的流民，一开始三三两两、最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关中。
毫无疑问，这群饥民来自受蝗祸蹂躏的武关周边。
一开始，他们沿着均水河谷挣扎着向北，进入伏牛山层峦迭嶂，期望能在山里找到一线生机。
武关守将王凌见此无能为力，虽明知这批饥民可能流入关中，亦是不加阻拦。
据说初离乡井时尚有七八千人，然而饥饿、疾病、劳累以及山林险阻等种种原因，待他们走出商山古道抵达商雒，只剩三千余人。
镇守商雒的魏延、王平、句扶诸将遇上这群饥民，立即开灶施粥，暂且稳住这些难民性命，随后便安排军士，指引他们继续向西，往长安方向行去。
这些人，又经过一番颠沛折损，到达长安城下时，已不足三千之数。
消息报入相府，丞相当即下令，开仓放粮，妥善安置。
最后，这近三千南阳难民，被引至长安城东、灞水之滨的白鹿原上。
朝廷拨发了大量军中使用的帐篷，作为他们临时的栖身之所，又发放了斧头、镰刀、锄头等铁制工具，令他们在此定居。
最后依据左冯翊农庄的成功经验，直接以这近三千难民为基础，在白鹿原上下设立了四个千人规模的农庄。
白鹿原上，本有零星百来户原有居民耕作于塬上坪地，但大部分地域仍林木葱郁、草莽丛生，兼有鹿獐诸兽可为饥民之食，荆峪沟的溪流穿原而过，又为饥民将来耕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饥民们自朝廷领了工具，便在划定区域内伐木开荒，砍下的木材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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