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院子里练功、吊嗓。那苍凉而坚韧的唱腔，穿透寒雾，成了这个濒临崩溃的集体最后的精神支柱。
一日，大雪纷飞，露天场子无法演出，全班人蜷缩在冰冷的屋子里。沉默许久的哑巴程，忽然用沙哑的嗓子开了口，讲起了他年轻时的往事，不是在青浦打洋枪队，而是更早的：“……咸丰初年，长毛（太平军）闹得最凶的时候，咱们戏班在安徽，也被官兵当成长毛探子，围在山里一个月，吃树皮，啃草根……活下来，靠的就是这口气不能散。这口气散了，人就真没了。”
这番话，从一个最沉默的人口里说出，格外有分量。它提醒着大家，这个戏班，经历的磨难不止一次。
石娃看着师父在油灯下修补破旧戏服的侧影，看着窗外漫天大雪，心中谭嗣同就义时的悲壮形象与眼前师父沉默的坚守重叠在一起。他忽然深刻地意识到，变法维新或许失败了，谭爷流血牺牲了，但那种精神并未死去。它转化了一种更持久、更坚韧的形式——在绝境中活下去，并且有尊严地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他拿起笔，在一张破纸上，模仿着报纸上论说文的口气，笨拙地写下：“戏可禁，口不可缄；台可拆，魂不可夺。”他将这纸条悄悄塞进师父的手中。
谭鑫培看着纸条，久久不语，然后伸出宽大粗糙的手，重重地按在石娃的肩上。一切尽在不言中。
官府的持续打压，未能让戏班跪下，反而在极度的困苦中，淬炼出了一种更为内敛、也更为坚定的力量。他们在等待，等待冰雪消融，等待一个或许渺茫、却必须相信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