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叫她的名字。
“嗯。”
“你不恨吗？”
苏砚放下水杯。她转过脸，看着窗外。包厢在二楼，窗户正对着一棵梧桐树。五月的梧桐花开得正盛，淡紫色的花一串一串垂下来，在路灯下像一团一团凝固的烟雾。有一朵花从枝头落下来，翻了一个身，落在窗台上，没有声音。
“恨。”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那朵花落在窗台上。“恨了很多年。恨到后来，我发现自己连恨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转过头来，看着陆时衍。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她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把她的眼睛藏在暗处。但他还是看见了——那双眼睛里没有泪，没有恨，没有他以为会看到的一切东西。那里面的东西更深，更静，像一口被盖了太久的井，井水还在，只是水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我爸跳楼那天，是七月十号。天很热，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黄酒。话梅的酸甜和姜丝的辛辣混在酒里，从舌尖一路暖到胃里。“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蹲在门口给我系鞋带。我那年七岁，刚上小学，鞋带总是系不紧。他系鞋带的时候很慢，一圈一圈地绕，系完了还要拽一下，看看结不结实。系好了，他拍拍我的头说，砚砚，放学早点回来，爸爸今天给你做红烧肉。”
她的声音一直很平。像在念一份和自己无关的证词。
“那天下午四点，我在学校门口等他来接。等了一个小时，他没来。两个小时后，我妈来了。她的眼睛是红的，但她没哭。她拉着我的手往回走，走得很慢，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她蹲下来，把我两只鞋的鞋带重新系了一遍。系完了，她看着我的眼睛说——砚砚，爸爸走了。”
苏砚停了一下。她把酒杯里剩下的黄酒一口喝干，杯底搁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我问我妈，爸爸去哪儿了。我妈说，去了很远的地方。我又问，那他答应我的红烧肉呢？我妈没有回答。她把我的鞋带系了两遍，一遍是她的系法，一遍是我爸的系法。”
包厢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的风声。窗外的梧桐花又一朵一朵地落着，淡紫色的花瓣在路灯下打着旋儿，像一群找不到枝头的蝴蝶。陆时衍把手伸过桌面，覆在苏砚的手背上。她的手很凉，凉得像一块在水底沉了太久的石头。
她没有抽开。
“后来我一个人过了很多年。”她继续说，声音还是平的，“念书，打工，攒钱，创业。最难的时候，公司账上只剩两千块，下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