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这辈子见过很多证据。
血迹、指纹、账本、录音、被撕碎又粘起来的合同、被格式化又恢复的硬盘。他在法庭上拿着这些东西，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把对手逼到墙角，逼到退无可退，逼到不得不认罪。他以为自己什么证据都能冷静对待。
但他拎着一双断了跟的高跟鞋站在急诊室门外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种证据他处理不了。
就是这双鞋。
左脚的鞋跟断了一半，断口参差不齐，不是被利器割断的，是侧向受力过大硬生生折的。他回想了一下——苏砚扑向他的时候，身体是斜的，重心偏移，全身的重量加上扑出去的加速度全都压在了左脚上。八厘米的细跟承受不住那股力道，折了。断掉的那一截还留在法院庭审区第七排座位的过道上，法警清理现场的时候应该会把它扫进垃圾桶。
右脚的鞋是完整的，但鞋面上全是灰，鞋尖磨掉了一块皮。鞋底沾着大理石地板上不知谁洒的咖啡渍，已经干了，变成一块褐色的斑点。
陆时衍坐在急诊室走廊的塑料排椅上，把两只鞋并排放在旁边的空座上。鞋跟断掉的那只歪倒了，他又把它扶正，扶了好几次，一松手又歪。
他觉得这个画面很荒谬。
一个穿了十年定制西装、袖扣都按颜色分门别类的男人，凌晨一点坐在医院走廊里，反复跟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较劲。走廊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混合气味，头顶的灯管不时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你应该去清洗一下。”
护士从护士站出来，递给他一包酒精棉片。护士大概四十来岁，脸上没什么特别的关切，有的只是一种标准职业素养下的点到为止。
陆时衍接过棉片，低头看了看自己西装的袖口。血已经干了，变成深褐色，边缘结了一层薄薄的痂，抠一下能整块剥下来。他没去擦，反而问了护士一个问题。
“她怎么样？”
“肩胛骨下方软组织贯通伤，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缝了十二针。失血量不算大，生命体征平稳。麻药过了会疼，别的没什么。”
“会留疤吗？”
护士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很清楚——你是她什么人？
“律师。”陆时衍说。
护士的表情从“懂了”变成了“不太信”，但职业素养让她没有追问。查房记录上写的是“代理人”，也确实没什么毛病。她转身走了，橡胶鞋底在走廊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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