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律师，”苏砚的声音有些发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案子。”
陆时衍把那份备忘录小心翼翼地放回桌上，转过头看着她。台灯的光只照亮了他的半张脸，另一半藏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我承认，最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有自己的目的。”他说，语速比平时慢了一倍，每一个字都像是斟酌过才放出来的，“十年前你父亲的案子和我父亲的死，背后是同一个人。我需要一个能接近秦教授的切入点，你的案子是最好的选择。”
苏砚没有说话。她只是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
这种平静让陆时衍有些不安。他宁愿她发火，宁愿她质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宁愿她像在法庭上那样用最锋利的逻辑把他逼到墙角。但她什么都没做，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等他说完。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下去。
“但是后来变了。”他说，“什么时候变的，我没办法给你一个精确的时间点。可能是那次在医院通宵分析线索的时候，你跟我说你十六岁发现父亲自杀的事情。可能是那次你故意放出去的假算法成功钓到内鬼，你给我发了一条只有一个感叹号的消息。也可能是某天晚上我忽然发现，我在想案子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不是秦教授的脸，而是你的脸。”
他把手插进西装裤的口袋里，指尖碰到了那枚一直随身携带的徽章——他父亲留下的司法局徽章，镀金的边角已经磨得露出了铜色。他把徽章攥在手心里，金属的凉意顺着手掌传上来，让他保持住了语气的平稳。
“所以我必须向你坦白一件事。”他说，“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个案子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辩护、每一个策略，都不再是为了给我父亲讨回公道。讨回公道这件事，我会做，但不是通过利用你的方式。”
他往前走了一步，台灯光照亮了他的整张脸。
“从今天起，我站在你这边。不管官司的结果如何，不管秦教授最后能不能伏法，我首先考虑的，是你的利益。”
书店里安静了很久。
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退到了书架后面的小隔间里，把空间留给了他们两个。桌上的台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窗外的梧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偶尔有一辆夜班的公交车从街口驶过，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苏砚忽然笑了。
不是法庭上那种精心管理的微笑，也不是台阶上被陆时衍逗乐的那种轻淡的笑，而是一种带着苦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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