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丫的刚才那句话，比你打了三天三夜官司说过的所有话都管用。”
陆时衍没接话，只是伸手把她的手握住，握得很轻，拇指在她手背上慢慢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有点像**。
但苏砚觉得，更像一个刚刚起笔的逗号。
她忽然想起薛紫英在飞机起飞前发来的最后四个字，不是什么煽情的告别，也不是什么感慨万千的回顾，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苏总，打直球。”
苏砚在心里对那个正飞越太平洋的女人说了声谢谢。
然后她深吸一口气，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扯住陆时衍的领带——那条该死的、永远系得一丝不苟的领带——把人拽到自己面前，在他还没来得及启动“讲道理”模式之前，直接把嘴唇覆了上去。
陆时衍的身体僵了一瞬，就像第一次上庭的新手律师被对方突然甩出一份意想不到的证据，本能地想要后退去找应对策略。但苏砚扯着他领带的力道没有松，他也不退了。他的手从她手背上抬起来，穿过她散落在肩头的头发，轻轻托住了她的后脑。
窗外的栀子花被晚风吹得一颤，几瓣白花轻轻落在窗台上。
薛紫英后来在多伦多收到苏砚发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弯弯的，细细的，嵌在锁骨下面一点的位置，像一轮被压缩到极致的月牙。照片底下跟着一行字：
“旧伤疤上开出了一朵花。”
薛紫英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笑了。她坐在新办公室的窗前，窗外是陌生的多伦多天际线，桌上堆着刚接手的第一批案卷，全部都是华人社区的移民纠纷和劳工权益案件——案值不大，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每一件都是天大的事。
她拿起手机，回了一条消息。
“什么颜色的花？”
苏砚的回复几乎是秒到。
“栀子花。白色的，很香。”
薛紫英把手机放下，重新翻开案卷。她读到第三页的时候，发现自己嘴角还挂着笑。
那笑意很浅，浅到像是冬天玻璃上被哈了一口气之后留下的那片薄雾。
但她知道，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在多伦多的这个下午，阳光正好，办公室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薛紫英拿起笔，在新案卷的封面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字收得很紧，像是一个终于学会跟自己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