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做了个梦。
梦里她又回到了七岁那年，站在父亲公司门口那条长长的走廊上。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门全都关着，磨砂玻璃后面透出惨白的灯光，像一排排沉默的牙齿。她听见父亲在走廊尽头那间会议室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她耳朵里。
“老周，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你就给我一句实话——那份评估报告到底是谁签的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她听不见。但她看见父亲的背影一寸一寸地垮下去，肩膀塌成了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弧度。
然后梦就碎了。
苏砚睁开眼睛，病房里的灯光调得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清甜的花香，怪好闻的。她花了好几秒才想起来，那股花香是陆时衍昨天带来的栀子，用个矿泉水瓶剪成的花瓶插着，搁在床头柜上。
她试着动了动左肩，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那枪子儿从她肩胛骨边上擦过去，医生说再偏两厘米就打到骨头了。当时在法庭上她根本没感觉到疼，肾上腺素飙得都快从耳朵眼儿里冒出来了，满脑子只想着得护住陆时衍——他要是出事了，手里的证据链就断了，导师那条老狗准得溜得比泥鳅还快。
等法官宣布休庭、法警把导师铐走之后，她才低头看见自己西装上洇开的那片红，接着腿一软就栽倒了。
丢人。真丢人。
苏砚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堂堂千亿市值的CEO，在法庭上直接晕过去，被陆时衍横抱起来冲出去，外面那群记者拍得咔咔响。公关部李总急得当晚就发了三轮媒体通稿，措辞从“苏总受轻伤”一路升级到“苏总术后体征平稳”，越描越黑，网上已经开始有人编她“舍身殉职”的同人文了。
她正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病房门推开了。
陆时衍端着一个保温桶走进来，西装外套脱了，只穿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他看起来像是熬了至少两个通宵，眼眶下面那两团青黑都快挂到颧骨上了，但精神头还行，走路的步子依然是法庭上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
“醒了？”他把保温桶放到床头柜上，自然地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不烧了。饿不饿？”
苏砚看着他拧保温桶盖子的动作，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三个月前，这个人还是她在法庭上恨得牙痒痒的死对头。三个月前，他在质证环节一条一条拆她的专利逻辑，每句话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切得她体无完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