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的东西都搬走了，连她的书包都没放过，因为书包里有她攒了三年的压岁钱。从那以后她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会塌的。你今天站在山顶，明天就可能滚到谷底。不是悲观，是经验。
后来砚科技从一个共享工位搬到一整层楼，从七个人变成七百个人，从无人问津变成媒体口中的“AI独角兽”。那个千亿专利案打了整整两年，她被资本围猎、被内鬼出卖、被舆论架在火上烤，最艰难的时候连公司前台都被对方挖走了，前台走的那天她亲自坐在前台的位子上接了一整天的电话，晚上回到办公室发现自己的茶杯被人摔碎在地上——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玻璃渣子散了一地，在日光灯下闪着冷冷的光。她蹲下来一片一片捡，捡着捡着忽然笑了，因为想起爸爸说过的那句话：“闺女，人倒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倒了之后连站起来捡玻璃渣子的勇气都没有。”
现在她站在沪城最高的旋转餐厅里，手里端着香槟，耳边是此起彼伏的祝贺声。镜子里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确实站在了山顶上。可山顶上的风很大，风是凉的。
“在想什么？”
苏砚吓了一跳，回头看见陆时衍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她身后。他今晚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领带是她送的那条——深灰色，带暗纹，打折的时候买的，一千二。他平时不打领带，嫌勒得慌，今天破天荒打了，还打得不太整齐，左边的结比右边稍微大了一点点，不仔细看发现不了，但苏砚一眼就看出来了。
“想我爸。”苏砚说。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还有地上的玻璃渣子。”
陆时衍没有问她玻璃渣子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已经过了那个需要解释的阶段了。他只是走过来，和她并肩站在落地窗前，肩膀之间的距离刚好能放下一只拳头。这个距离是他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安全值——靠得太近会让苏砚本能地退开，离得太远又显得疏远。当初在停车场对峙的时候，他站得太近了，苏砚差点用防狼喷雾喷他；后来在法院走廊里并肩等开庭，他站得又太远了，苏砚事后问他“你是不是嫌我身上有病毒”。现在这个距离刚刚好，既不侵犯她的安全区，又能让她一歪头就能靠到他肩上。
“我刚才在楼下碰见薛紫英了。”陆时衍说。
苏砚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薛紫英这个名字在她心里已经激不起波澜了。不是原谅了，是过了。原谅需要情感投入，过了只需要时间。薛紫英去年出庭作证之后去了新加坡，在一家非营利机构做法律援助，每个月给苏砚发一封邮件汇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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