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盛夏。岭南的湿热仿佛有了实质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广州城的每一个角落。空气黏腻得化不开，咸腥的珠江潮气、街巷的溲馊味、还有从城北贫民区方向隐约飘来的、某种更令人不安的腐败气息，混合在一起，令人胸闷欲呕。
“寿安堂”内，气氛比往日更加凝重。前厅候诊的人寥寥无几，且个个面带忧惧。掌柜福伯愁眉苦脸地翻看着账本，不时抬头望向后院方向，那里是少东家丁惠康的“实验角”兼诊室。
后院的门帘被猛地掀开，丁惠康走了出来。他依旧一身素色夏布长衫，但袖口高高挽起，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眼神却比平日更加专注，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手中拿着一沓纸，上面用炭笔画着些奇怪的符号和图表。
“福伯，”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这几日抓‘防疫散’和‘避秽汤’的人，可有异常？”
福伯连忙起身：“少爷，照您吩咐，按成本价配售，来抓药的人倒是不少，尤其码头和城北那边的住户。只是……只是也有人闲言碎语，说咱们这方子里加了洋人的‘毒药水’，用了反而会招疫……”
丁惠康眉头微蹙，但并未动怒，似乎早已习惯。“随他们说去。你将这几张纸贴到门外显眼处。”他将手中的纸递过去，“上面写的是简易防疫之法：饮水务要煮沸，放置的熟食须加盖，居处勤洒石灰水，垃圾及时清运，若有发热、腹泻、身上起红疹者，速来就医，且要隔离，勿与家人同寝共食。”
福伯接过，纸上图文并茂，用的是白话，还有简单的图示，一看便懂。“少爷，这……贴出去，怕又有人说是耸人听闻，扰乱人心。”
“顾不得了。”丁惠康语气坚决，“城北棚户区，已有数十例相似病症，发热、吐泻、身上红斑，数日即亡。我昨日冒险去看了两个尚在早期的病人，其症状与医书所载‘霍乱’、‘鼠疫’颇有相似，更似西洋医书上所说的某种‘热症’。此病传染极烈，若不及早防备，恐成大疫。贴出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他顿了顿，又道：“再以‘寿安堂’名义，备些石灰、硫磺，低价卖给左近街坊，教他们洒扫消毒之法。钱……从我账上支。”
福伯知道少爷主意已定，且关乎人命，不再多言，自去张罗。
丁惠康回到后院。这里比前厅更加闷热，但窗户大开，通风良好。墙角多了一只大木盆，里面盛着浓浓的石灰水。他先仔细用浸过石灰水的布巾净了手，才走到实验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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