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文书出入。
我被安排在专房靠窗的一个位置，与另外两名负责誊录的女史相邻。她们好奇地打量了我几眼，便又低下头去忙自己的事了。
我深吸一口气，坐下来，先翻看旧档。旧档账目虽然繁琐，但格式相对固定，让我对法会的规模、主要开支项（如供品中的三牲、五谷、时鲜瓜果、精美糕点的种类和数量；器物中的金、银、铜、漆器皿；幡幢、香烛、经卷的制作规格和费用；各类乐工、杂役、僧道的酬劳标准等）有了大致概念。
然后，我开始整理今年的清册草稿。正如周典记所言，各衙门报来的清册格式不一，书写潦草，数目字写法也有差异（如“壹贰叁”与“一二三”混用），甚至同一项物品，在不同衙门的册子里名称、计量单位都略有不同。
我立刻意识到，首要问题不是核对数字，而是统一标准。
我找来空白的纸，先画了一张简单的表格，横列标注“物品名”、“规格”、“单位”、“预算数量”、“预算单价”、“预算总额”、“来源衙门”、“备注”。然后，开始将散乱在各册中的信息，一条条归类填入这张总表。
这是一个极其枯燥且耗费眼神的工作。我不得不反复对照旧档，确认物品的标准名称和规格；需要将不同的计量单位（如“石”、“斗”、“升”、“斤”、“两”、“匹”、“丈”等）进行换算或统一标注；需要辨别那些模糊或疑似重复的条目。
第一天下来，我只整理完了“供品-食物”类的不到三分之一，眼睛已经酸涩难当，手腕也因持续书写而发僵。但我发现，经过这样初步整理，原本杂乱无章的信息开始变得清晰，一些明显的矛盾也浮出水面——比如，光禄寺和太常寺上报的“上等粳米”数量，相差竟有五十石之巨；又如，某样特定供果，司制司报的采购价，比内侍省报的市场参考价高了近三成。
我用朱笔将这些疑点仔细标出，并附上简要说明和我的初步推算。
收工时，周典记过来看了一眼我的进度和标注，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但没说什么，只点了点头。
接下来两日，我继续埋头整理。与另外两名女史也渐渐熟络，她们一个姓李，一个姓张，都是掌籍司的老人，手脚麻利，但对这种繁琐的归类核对也颇感头疼。见我整理的表格清晰，偶尔会向我请教一些辨认不清的字迹或单位换算。
第三天，是我需向郑司正禀报进度的日子。我带着整理出的部分总表（主要是供品部分）和标注的疑点清单，再次来到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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