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创立于1949年，后因大洪流而停刊，1973年复刊后改为《鄂省文艺》，直到今年再次恢复原名。
坐落在武昌紫阳路一处民国式四合院，红砖缝里长着些青苔，青瓦檐角挂着旧年的蛛网，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一到梅雨季就返潮发黏，走快了能打滑。
这里既是《长江文艺》杂志的办公地点，鄂省作协、鄂省文联、鄂省剧协也都挤在一起。
而《长江文艺》占据后院二楼一间30来平米的房间。
条件算不上很好，七八位编辑挤在一块共用四张老木疙瘩办公桌，
抽屉拉出来总卡壳，桌面堆着搪瓷缸子、文稿、信件、裁纸刀等。
全国各地寄来的投稿和样刊更没处放，基本都堆砌在走廊和楼梯间。
不仅如此，很多来访作家时常因为没地方坐，不得不在院里招待。
有次某位知名作家来访，见杂志社条件如此艰苦，连个下脚地都没有，不由得打趣说：
“这真真是，推门即见文友。”
陈凌中午过来时，也是在院子中见到那位联系自己的编辑。
离开前，还在大院食堂混了顿排骨莲藕汤。
《长江文艺》恢复起原刊之后，准备大刀阔斧的进行大改革。
之后，其代表作品有王蒙的《蝴蝶》，路遥的《人生》等。
再之后就是阿诚《棋王》的寻根文学，到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的先锋文学。
甚至于80年代末期女性文学也逐渐崛起。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文学的形式开始多样化，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逐渐降温，
作家们开始“回归现实”，将形式技巧，历史纵深、与人性厚度相结合，创作出一部部具有史诗性的纯文学作品，
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
因此，陈凌这个时候把《活着》这部作品拿出来，无疑是超越了时代。
这种纯粹的文学作品，可谓是一击重锤敲在审核编辑的心里。
《长江文学》准备开设‘新人第一篇’的新栏目，
邀请陈凌写作，其实就是想要借着他如今在江城的名气打响这一专栏。
不过该有的重视还是有的，派发给他对接的编辑也是杂志社的新锐。
刘易山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长江文艺》干编辑也有五六個年头，也是本次新专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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