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发过去没两天，大柱的回信就来了。信里没提那两只花骨朵，倒是写了句让六花儿笑喷的话：“花大姐，你那画……比俺画得强。就是太素净了，要是在大馒头上点个红点儿，就跟俺们食堂过年蒸的喜馍一个样了。”
六花儿捏着信纸，笑得肩膀直抖。这个傻柱子，脑子里除了馒头就是馍。笑着笑着，她忽然想起自己大学时代那些关于“大”字的故事——那时候她对名字有“大”字的人，可是有过一番执念的。
那得从她上大学那年说起。去学校报到前，她途中路过二姨家。大方已经长成清秀少年了，见她来了，眼睛亮晶晶的，从抽屉最里头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正是当年六花儿送他的那颗彩色石头子，磨得光滑溜的，一看就是经常拿出来摸。
“六姐，我一直留着。”大方说这话时耳朵尖有点红。
六花儿心里一暖，拍拍他肩膀：“傻小子，一颗破石头子儿，留着干啥。”话这么说，嘴角却翘得压不住。两人又像小时候那样，凑在一块儿说了半天话。二姨在旁边瞅着，笑眯眯的，眼神里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从二姨家出来，六花儿揣着那颗被大方焐热了的石头子还给了大方，心里满意满地去了学校。可一进校门，她就觉出不对劲了。
那会儿是1976年秋，全是工农兵大学生。全班37人，从22到32岁的都有，男生占了一半。六花儿被敲锣打鼓接到教室时，好家伙，齐刷刷的眼睛全盯过来了——不是看脸，是看她那身蓝布衫下面，怎么也藏不住的凹凸曲线。
六花儿当时就觉着后背发毛。这些年她虽然试着挺直腰杆了，可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打量，还是浑身不自在。她下意识又想含胸，可转念一想：凭什么？老娘上大学凭的是脑子，又不是凭这两馒头！
这么一想，她反而把胸脯挺得更高了，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这一扫，就扫到了花名册上两个显眼的名字——洪大勇，黄大河。
“大”！六花儿眼睛一亮。她名字里没有大字，可从小到大，她就觉得名字里带“大”的人实在，可靠。眼前这两个，一个大勇一个大河，光听名儿就让人觉得有缘分。
她特意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斜对面就是洪大勇。那人长得浓眉大眼，个子高高壮壮的，确实配得上“大勇”这俩字。黄大河坐在后排，瘦高个，戴副眼镜，看着文气些。
开学头一周，六花儿就发现大学跟山里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里的姑娘们会讨论布拉吉（连衣裙）的款式，会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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