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漫水河畔那次惊险却又带着几分默契的接触后，谢文渊率领第十一支队在新四军游击队间接指引的区域内，成功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得以在霍山北部山区获得了一段宝贵的喘息之机。部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救治伤员，补充给养，靠采集和向山中零星村落购买，士气有所恢复。
然而，谢文渊内心的波澜却并未平息。新四军在那次危机中的出手相助，如同在他封闭已久的心湖中投入了一块巨石。他反复回想那个年轻向导沉稳的眼神和清晰的话语，回想对方对敌情的准确判断和无私的指引。这与胡特派员带来的猜忌、掣肘以及上峰那些不顾敌后实情的冰冷命令，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对比。
但他深知，自己此刻仍身处国民党军事体系之内，周围耳目众多，尤其是胡特派员留下的那两名“联络参谋”，如同暗处的毒蛇，时刻窥伺着。他不能表露出任何异常的倾向，更不能与“异党”有进一步的公开接触。那次渡河，还可以解释为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若再有过从，必将引来杀身之祸。
他将这份复杂的思绪深埋心底，表面上更加勤勉地处理军务，指挥部队以小股多路的方式，继续袭扰日伪的交通线和孤立据点，不断向第五战区司令部发送“捷报”，同时，在关于“防共限共”的汇报中，依旧沿用“加强监视，暂无异常”的旧调，并有意将部队的活动区域控制在远离新四军主要活动范围的南侧。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随着日军在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主要兵力转向巩固占领区和准备太平洋战争，以及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高潮暗流涌动，大别山区的政治气候变得更加诡谲阴冷。上峰的电令愈发频繁和严厉，要求各部“严密防范异党渗透”、“发现可疑分子，立即逮捕，就地正法”。
压力之下，谢文渊支队内部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支队副支队长马国栋为首的几个原桂系出身、思想顽固的军官，对谢文渊的“保守”策略日益不满。他们暗中与那两名“联络参谋”过往甚密，时常聚在一起，嘀咕着“支队长过于谨慎，恐贻误战机”、“对北边太过手软”之类的话语。
一次支队军事会议上，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马国栋率先发难：“支队长，如今上峰催得紧，要求我们积极‘肃清地方’。我建议，抽调主力，向北推进，对霍山境内的异党武装进行一次彻底的‘清剿’，既能完成上峰指令，也能扩大我部活动区域！”
此言一出，会议室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几名倾向于马国栋的军官纷纷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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