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4月底，西伯利亚的冻土刚刚开始解冻。
左宗棠站在叶卡捷琳堡以东的前沿阵地上，举着望远镜望向那座城市。他身后，坦克营在前沿待命，重炮团在后方展开，炮口指向二十公里外的叶卡捷琳堡。
秋明方向，一支工兵小队正在勘察。他们带着特区地质专家绘制的图纸。那是从后世资料里整理出来的，标注着秋明油田的大致位置。钻井设备还在海参崴的仓库里，等着铁路通车后运过来。现在能做的，只是插旗、勘界、等设备。
他没有下令进攻。不是打不下来，是在等一个消息。那个消息，来自波罗的海。
他命令重炮团进行了一轮示威性炮击。炮弹落在叶卡捷琳堡以东的空地上，炸出几十个巨大的弹坑，烟尘腾起数十丈高。城里一片死寂，没有还击——不是不想打，是打不着。特区重炮的射程，是俄军最先进火炮的数倍之多。
然后，炮声停了。左宗棠站在前沿阵地上，望着叶卡捷琳堡的轮廓。
他在等。
5月1日，特遣舰队驶入芬兰湾。
圣彼得堡的清晨雾气弥漫，冬宫的尖顶在雾中若隐若现。沙皇尼古拉一世站在冬宫的窗前，手里拿着一封从叶卡捷琳堡送来的急报：中国人的重炮已经架在城外，随时可以攻城。另一封急报是从英国辗转送来的：朴茨茅斯造船厂被烧成白地，英国皇家海军十六艘战列舰在四十分钟内被击沉七艘、重伤五艘。伦敦已经签了条约，英国退到马六甲以西。
沙皇放下急报，沉默了很长时间。他问身边的侍从官：“中国人的舰队到哪了？”侍从官低声回答：“已经进入芬兰湾。”
尼古拉一世没有再问。他走到书桌前，拿起笔，开始起草一封信。不是战书，是求和信。
特遣舰队在圣彼得堡港外停泊。“泰山号”战列巡洋舰的二百四十毫米主炮昂起炮口，对着冬宫的方向。岸上的俄军炮兵阵地一片死寂。他们的火炮射程只有几里，连特区舰队的一半都不到。
周凯站在舰桥上，手里拿着沙皇派人送来的求和信。信很短：“请来圣彼得堡谈。什么都答应。”
林薇薇站在他身边，说：“英国被打残了，法国跟我们签了工业协定，普鲁士正在排队等着。沙皇不傻，他知道硬扛是什么下场。”
周凯点点头：“那就请他们上船谈。”
谈判地点选在“泰山号”的作战指挥室。俄国代表是外交大臣卡波维茨，一个头发花白、精于世故的老外交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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