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孙传庭。
奏疏之中，孙传庭用他那冷静而详实的笔触，细细阐述了应天省在新政之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核心，便是“以工代赈”模式的巨大成功。
“……北方灾地流民，凡青壮者，皆由官府组织南下。入应天界，即有‘招工局’登记造册，按其体格、籍贯分派。或入官办之军械厂、造船厂，或入皇商之纺织厂、瓷器厂。日给薪五十文，管两餐。
民感圣恩，做工勤勉，无有生事者。
昔日沿途乞讨、饿殍遍地之景，已然绝迹。
臣尝微服私访，见一陕地大汉，年三十许，曾为流寇。今在宝源军械局为锻工，月入二两。其人于工歇之时，于‘大明宝钞总行’之柜前，将其半月薪俸汇与其在陕地天子屯之妻儿。
其言，‘昔为贼，一日三惊，食不果腹；今为工，堂堂正正，以力养家，方知为人滋味。’闻之，令人感慨。社会之安定，莫过于使民有业、有家、有盼也……”
朱由检看得频频点头。
孙传庭不仅仅是完成了他的政令，更是深刻理解了他政令背后的逻辑。
这是将巨大的社会负担转化为了推动大明产业化的澎湃动力。
奏疏中特别提及的“大明宝钞总行”，更是他布下的得意之笔。
这家由皇家内帑直接注资的“银行”如同覆盖全国的神经网络，不仅掌控着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更用那一纸小小的汇票，将千万个因战乱灾荒而分离的家庭重新联系起来，这其中凝聚的人心，其价值，远在白银之上。
第二份则来自浙江总督洪承畴。
洪承畴的报告与孙传庭的务实不同，更多了一份直指人心的狠厉。
除了翔实的经济数据，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了正在浙江士林中进行的“拨乱反正”。
“……东林思想，盘踞浙地百年，其流毒深远，非朝夕可除。
臣奉圣谕，于省内各府县学宫，强制推行‘格致院’所颁之《算学》、《物理》、《化学》、《地理》等新学教材。凡科举应试者，此四科为必考。
同时，凡有学子聚众结社，空谈心性，议论朝政者，一经发现，立即褫夺功名，永不录用。
初，抵触者众，更有甚者，以‘名教罪人’詈臣。
然臣以为，斩草易，除根难。
新学一日不兴，旧念一日不灭。与其辩经，不如变法。
如今，省内风气已然大变。昔日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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