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会影响外交官的权力，但不会影响外交官的脑子。
通信越方便，外交官的权力越小，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冷笑话，但多勃雷宁比任何人都懂它的分量。
在一战以前，在电报真正覆盖全球以前，驻外外交官是帝国权力的延伸。
帝国的疆域太大，海洋太宽，殖民地、租界、港口和当地政权之间的局势变化太快，很多决定根本等不到首都批覆。
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维也纳或者华盛顿的官僚们可以写出漂亮训令，等训令坐船抵达远方时，港口已经换了旗帜，当地的统治者们已经改了态度。
某个在简报里被称为「地方小冲突」的事件已经变成了战争藉口。
那时的外交官权力很大。
「大使」「全权公使」这些词不是礼貌称呼。
全权意味着你在外有权替国家判断，替国家承诺，甚至替国家制造既成事实。
马修·佩里带着阿美莉卡舰队去霓虹时，华盛顿只能给个大致的方向。
站在江户湾外，决定怎样使用炮舰压力、怎样谈判、怎样让幕府签下《神奈川条约》
的，是外交官。
等消息回到华盛顿，事情已经发生了，首都能做的只有承认结果。
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和奥斯曼蒂国边缘地带的外交官更是如此。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
电线铺进海底之後，首都开始实时呼吸。
外交官刚和对方谈完一句话，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摘要发回本国。
办公室里的官僚可以围着电报稿修改词句，要求补问，要求否认，要求拖延，要求立刻执行下一步。
驻外代表仍然坐在谈判桌前，声音虽从他口中传出，但背後已通过线缆与首都相连。
俾斯麦比很多人更早明白电报的政治杀伤力。埃姆斯电报本来只是普鲁士国王与法兰西大使会面後的报告，经过俾斯麦删改和发布後，被塑造成双方互相羞辱的样子，直接点燃了普法战争的情绪。
外交不再只是远方大使之间的斡旋，它被首都里的政治操盘手压缩成几行电文，投进报纸和民众情绪里。
原始电报与俾斯麦编辑後的版本差异，後来成为近代外交史里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通信的便利甚至变成了外交的陷阱。
齐默尔曼电报就是最好的例子。
德意志外交部通过电报向驻墨西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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