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传递秘密方案，试图在阿美莉卡参战时拉墨西哥牵制阿美莉卡，许诺支持墨西哥收复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
这封电报被英格兰情报截获、破译，并在1917年公开後极大推动了阿美莉卡舆论转向参战。
通信让权力中心更强，也让秘密更脆弱。
但在此刻，多勃雷宁站在联合国办公室，却感觉格外孤独，他没有办法仰仗电报，他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想出对策。
通信再方便，也不能替他做所有决定。
莫斯科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麽。
也不可能在干分钟内告诉他怎麽做。
这一刻，多勃雷宁忽然觉得自己短暂地回到了旧时代。
回到那种驻外代表必须先替国家挡住第一刀、然後再向首都汇报的时代。
电报会来，指示会来，安德罗波夫的判断会来，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也会来。
但不是现在。
他必须像十九世纪那些孤悬海外的外交官一样，在首都尚未伸手之前，把局势压住，把证据带走。
好在自己好像做的还不错。
猴子被带走，猴子没有死，他完美完成了任务。
当这两只名为多莉的猴子被送到大使馆後，虽说安全程度比不上在莫斯科，但安全系数和回旋余地都大大增加了。
那里每一扇门都可以被命令锁上，每一个参与者都能被带去写报告，每一份样本都能在国家机器的阴影里消失。
纽约不行。
纽约到处都是眼睛。
即便如此，情况也已经大不相同。
一旦离开联合国大楼，风险就从无法解释变成了可以拖延。
白天的多勃雷宁，仍然是苏俄驻联合国大使。
上午那场荒诞的转运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下午一点半，他准时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厅外的走廊里，深色西装，灰色领带，手里夹着文件夹，步伐不快不慢。
看见他的人只会觉得，苏俄大使今天稍微疲惫了一些，也许是前一晚准备发言太晚，也许是被上午那场家庭丑闻弄得心情不佳。
阿美莉卡代表远远看见他，露出一个外交场合里很标准的微笑。
「安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听说您今天早上有些私人麻烦？」
多勃雷宁停下脚步，转过头，脸上也浮起一点恰到好处的无奈。
「阿美莉卡外交官如果愿意少关心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