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房子、剑、天平……这些简单的符号背后，是一种将复杂问题分类和系统化的思维。这比单纯的文字记录更具传播力。
“索福克勒斯参与程度？”
“很深。几乎每天都在旧仓库现场，指导流程设计，培训接待员。他的威望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参与，包括一些退休教师和文书。”
安提丰沉思。索福克勒斯的参与是个麻烦。这位九十二岁的老诗人德高望重，公开反对他会损害自己的政治形象。但让申诉处顺利运作，又会增强莱桑德罗斯一方的合法性。
需要平衡。既不能压制申诉处（那样会被指责阻挠民主），也不能让它完全自主（那样会失去控制）。
“我们的人安排进去了吗？”安提丰问。
赫格蒙点头：“安排了三个：一个接待员，一个书记员，一个清洁工。他们会定期汇报情况，必要时可以引导或干扰。”
“不要干扰，”安提丰说，“至少在初期不要。让申诉处运作起来，甚至让它成功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案件。这样既能满足民众期待，又能积累我们的观察数据。”
“观察数据？”
“通过申诉，我们可以了解雅典社会的不满集中在哪些领域，哪些人群怨气最大，哪些问题可能引发冲突。”安提丰说，“掌握了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提前应对：或者解决问题消除不满，或者转移注意力，或者……针对性地安抚关键人群。”
赫格蒙明白了：申诉处将成为社会情绪的晴雨表，而他们可以通过操控这个晴雨表来管理社会情绪。
“但有些申诉可能针对我们，”赫格蒙提醒，“比如关于失踪人口的传言。”
安提丰的表情严肃起来：“那些传言已经出现了？”
“在底层民众中流传。说有些批评过您的人神秘失踪，可能与您有关。”
“不是‘可能’，就是与我有关。”安提丰坦然承认，“但都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在政治过渡期，需要控制一些极端声音，避免他们煽动混乱。”
“如果这些失踪案件被正式申诉呢？”
“那就按程序调查，”安提丰说，“调查可以很认真，但结果可以很模糊：失踪原因不明，可能遇到意外，可能自愿离开，可能被强盗劫持。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指向我们，怀疑就只是怀疑。”
他停顿一下，补充道：“而且，我们可以制造一些其他事件，转移公众注意力。比如，斯巴达的新威胁，或者粮食供应危机的缓解，或者某个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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